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后，國民黨開始實行消極抗日的政策。與這一政策相配合，梁實秋提出了寫“與抗戰無關”作品的主張。這年12月，他在自己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上，發表《編者的話》，公開征求描寫“與抗戰無關”的作品，聲稱“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寫出來的卻是“空洞的‘抗戰八股’”。梁實秋的主張，立即遭到進步文藝界的駁斥。重慶的《抗戰文藝》、《文藝月報》、《大眾報》、《新蜀報》等，連續發表了羅蓀、陳白塵、宋之的、張天翼等人的批判文章。批判者首先揭露了這種主張的荒謬性，他們指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與抗戰無關”的人和事是不存在的，“如果硬要找‘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就必須抹殺了‘抗戰’躲到與抗戰無關的地方去。然而可惜的是這‘地方’在中國是沒有的”。因此，也就“絕對不會有‘與抗戰無關’的文章”(羅蓀：《再論“與抗戰無關”》)。批判者還進而揭露了這一主張的反動性。他們針對梁實秋所謂“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謬論指出，大多讀者肯定會從宣傳抗戰的文藝中“感到益處的”，而感不到益處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沒有起碼的是非觀念的“騎墻派”，另一種是夢想實行“王道樂土”的漢奸(宋之的：《談“抗戰八股”》)。在廣大進步文藝工作者的有力批判下，梁實秋的反動主張很快就破產了。接著，文藝界又批評了沈從文的“反對作家從政論”、施蟄存的“文學貧困論”以及朱光潛“冷靜超脫”的唯心主義美學觀。這些批判論爭的核心，歸根結蒂是文藝要不要為抗日戰爭服務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