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可能相信，知識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烏合之眾”不可能比精英人士表現得更出色。但是美國《紐約客》雜志撰稿人索羅維基卻通過一系列生動的實例，告訴讀者，在信息發達的現代社會，只有大眾才能做出最聰明的決策；尊重“群體的智慧”，有助于我們科學、理性地認識瞬息萬變的世界。

　　1906年的一天，英國科學家弗朗西斯·伽爾頓離開位于普利茅斯的家，動身前往一個鄉村集市。伽爾頓時年85歲，仍然對統計學和遺傳學研究充滿興趣。這回，激起伽爾頓好奇心的是牲畜。

　　在集市上漫步時，他偶然來到了一處“猜重量比賽贏大獎”的地方。一頭肥壯的公牛被牽到展臺上供大家品鑒，聚攏過來的人紛紛對這頭牛的體重下賭注。

　　“一共有800個人想碰碰運氣，其中有些是屠戶和農民，更多外行也想和他們一爭高下。”伽爾頓后來在《自然》雜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普通的競爭者也許很適合對牛的凈重進行評估，正如有投票權的普通人對政治議題的利弊更有判斷力一樣。”

　　當競猜結束，獎品分發完畢后，伽爾頓找了張紙，進行了一系列統計分析。他將所有競猜者估計的重量都記下來，然后計算這組數據的平均值。結果會是多少呢?

　　伽爾頓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平均值會與標準值相去甚遠。畢竟，幾個相對聰明的人和更多外行混在一起，似乎更傾向于得出愚蠢的答案。不過他完全錯了。這個群體猜測的牛的凈重為1197磅，而事實上，牛的凈重為1198磅。換句話說，群體的
判斷基本稱得上完美。

　　伽爾頓的無意發現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說明了一個道理：在適當的環境下，群體在智力上表現得非常突出，而且通常比群體中最有智慧的人還聰明。即使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是特別見多識廣或富有理性，他們仍能做出充分體現集體智慧的決定。

　　這種“群體的智慧”，在這個世界上以許多種不同的形式發揮著作用。這就是通過Google能瀏覽多達數十億個網頁，卻能準確發現那個包含自己希望查找的信息的頁面的原因。這也有助于解釋過去15年來，艾奧瓦州中部數百名業余人士對美國大選的預測，總是要比蓋洛普等專業機構準得多的原因。

　　這里還要引述另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解決復雜問題的實例：確定失蹤潛艇的方位。雖然它和評估牛的體重差異很大，但二者背后的原理是相同的。

　　1968年5月，美國潛艇“天蝎號”在北大西洋失蹤。海軍對它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一無所知，對于最后一次聯系后它又航行了多遠也僅有模糊的判斷。軍方確定的搜索區域是一片20英里寬、深達數千英尺的環形海域。正當大家一籌莫展時，一位名叫約翰·克拉文的軍官提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方案。

　　首先，克拉文對于“天蝎號”可能發生的事情提出了所有可供選擇的解釋。然后，他召集一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包括數學家、潛艇專家和搜救人員，要求他們就情況可能向哪方面發展提出最貼切的猜測。為了使整個過程顯得有趣，這些猜測都以投注的方式體現出來，獎品是若干瓶威士忌酒。于是，克拉文召集的這些人就潛艇為什么會遇到麻煩，以及潛艇撞向海床時可能的速度和傾斜角度來下注。

　　毋庸贅言，這些信息中沒有一條能指明“天蝎號”到底在什么地方。但克拉文認為，如果將所有的答案綜合起來分析的話，就能對潛艇如何遇難形成完整的拼圖。

　　事實證明，這是個光彩奪目的主意。在“天蝎號”消失5個月之后，一艘軍艦發現了它的沉沒地點，與克拉文那個團體估測的位置僅相距220碼。

　　這個故事的驚人之處在于，沒人知道潛艇究竟為什么沉沒，更沒有誰對潛艇以多快的速度下沉，或者墜到多深的海底有任何概念。即便如此，作為整體的群體仍能無限逼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