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六兩， 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條幅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 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現銀則中心喜樂， 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賬。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

畫竹多于買竹錢， 紙高六尺價三千;

任渠話舊論交接， 只當秋風過耳邊。

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屬書謝客。

板橋 鄭燮

這是一首廣告詩。自古以來，文士恥于談錢、羞于言利，可是鄭燮卻大膽地反傳統，撕去遮羞布，公然在自家門口貼出此詩， 以示明碼標價，老少無欺。這就夠怪的了，引起當時一些“正統”文人的譏刺。其實，錢是商品經濟的潤滑劑，任何有效的社會勞動最后的價值標志都表現在錢上。作為書畫家，在彼時社會地位不高，大官富賈只將其作為附庸風雅的對象。因此，鄭板橋貼出潤格，是要社會承認文藝家的艱巨勞動，這本身就是驚世駭俗的大膽反抗行為。同時，既然賣字畫為生，作者就應該憑潤格，合理安排精神生產、腦力勞動，不斷提高自己作品的藝術分量。因此，在今天看來， 鄭燮寫此詩倒是正常的， 天真可愛的。

詩作于乾隆二十四年，作者六十六歲。鄭燮一生兩次大規模賣字畫。一是在青年時期，他家庭貧困，又屢試不得高中，就賣字畫為生。當時作品不受人重視，賣不了多少銀子。他回憶這做官前的一段生涯時說：“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和學使者于殿元枉贈之作》)心情是委屈而悲苦的。二是從山東濰縣罷官歸來，在家里久了，原本“為官兩袖清風”，于是只得重操舊業，賣字鬻畫。二女兒出嫁時，他寫有贈女兒嫁奩詩：“官罷囊空兩袖寒，聊憑賣畫佐朝餐;最慚吳隱奩錢薄，贈爾春風幾筆蘭。”他只得以蘭草畫權作女兒嫁妝了。

第二次賣字畫， 由于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又當過十年縣令，再加上他藝術長進，所以生意不錯，名聲大噪。可是來找他寫字作畫的人，不少的只講好聽的恭維話，卻不給任何報酬，甚或一坐半天，東拉西扯，消磨詩人的時間、精力與生命。據方志史料，這批人當中主要是揚州、淮安一帶腰纏萬貫的鹽官富商，是他最討厭的人。他們有錢不給，耍賴皮，打秋風，強索作品，拿回去自標清高。偶爾也帶點禮品、食品來，又無濟于事，因為恭維話和禮物并不能當飯吃。鄭燮為了不當玩物，為了生活，為了擺脫這種胡攪蠻纏，為了贏得時間鉆研藝術，就貼出了這首廣告詩，一時傳為美談佳話，也有攻擊為奇談怪論、“要錢種子”的。他也不管褒貶揚抑，我行我素，取得了成功。想占便宜，要畫不給錢的人減少了，想拿他的名聲抬高自己的人也不怎么來了。年老的書畫家逐步安排晚年生活，既提高了藝術產品的質量，又得到一定的休息。

詩的主旨嚴肅，卻寫得幽默俏皮，童心朗朗，真趣盎然。序言一開始即鄭重宣布商品價格，干脆利落，語氣堅定，無商討之余地。接著說要現錢，不要禮品。“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是老實話，合情合理。而且坦率地告訴顧客，給現錢的，我心中就開心，寫字畫畫情緒就好，質量可得到保證。再大罵鹽官富商巨賈：“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賬。”我是不會答應的，即使強索也不可能有好作品的。最后說，希望你們這批人以后不要再來，“年老神倦”，我已無精力跟你們周旋了。這序言是一位正直的文藝家對自己勞動的尊重，對自己作品的珍惜。

正文，“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畫竹”比種竹付出的勞動量要大得多，所以買“畫”錢自然比買“竹”錢要高得多。“紙高六尺”的大幅要“三千”制錢是完全合理的，諸位要理解書畫家的辛勞，不要聽到這個價就咋舌、就責怪!這兩行詩句中還隱含著血淚，當時有不少書畫家境遇悲慘.有的被迫作鹽商的清客，有的寄居在佛廟里，有的借高利貸，有的賣書、賣硯臺。而李斗《揚州畫舫錄》記載，富豪揮金如土，“有欲以萬金一時費去者，門下客以金盡買金箔，載至金山塔上，向風揚之，頃刻散去。”“又有三千金盡買不倒翁，流于水中，波為之塞。”貧富懸殊、苦樂不均，污濁的官場，商人的銅臭，折磨著文藝家的心靈。

在這樣的情況下，暴發戶與贓官們還拿書畫家當玩物，以他們的作品調劑骯臟的靈魂，掩飾庸俗丑惡的生活。要畫不給錢，實際上就是污辱文人。詩人憤怒地說：“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進行抗議。不管這些人怎樣甜言蜜語，不交出錢來，就當作耳邊風，堅決不畫，拒絕寫字， 顯示出錚錚硬骨、堅貞品節。

據記載，鄭燮晚年，終日寫字作畫，得不到休息，有時俗客上門，脾氣一來，就要罵人。《潤格詩》正是這種心情的表露。它不是針對下層群眾的，許多農夫、工匠、小販、士兵、花匠、茶倌、和尚都很容易求得他的字與畫。他說：“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民間流傳他的作品有三不賣：“達官貴人不賣，夠了生活不賣，老子不喜歡不賣。”他的愛憎是鮮明而強烈的。

這首詩寫得很通俗，構思很奇特，內在的感情十分豐富，啟迪讀者想得很多。當時就受到文藝家的歡迎，有人還將它刻在石頭上供人觀瞻。它的藝術生命是旺盛的，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