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在進行反革命軍事“圍剿”的同時，還進行反革命文化“圍剿”；以魯迅為首的革命文化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了英勇無畏的斗爭，取得了反文化“圍剿”斗爭的勝利。

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包括鎮壓革命文化和鼓吹反動文化兩個方面。在鎮壓革命文化方面，又采取了兩個步驟，一是扼殺革命進步文化事業，一是用野蠻的手段逮捕、屠殺革命進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為摧殘革命進步文化，國民黨頒布了扼殺言論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和“圖書雜志審查辦法”，成立“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查禁書刊，封閉書店，搗毀進步文化機關。在查禁書刊上，僅1934年2月，就查禁文藝書籍近一百五十種，原作被國民黨審查機關扣壓、刪改者，更不計其數。這期間還不斷發生查封、搗毀事件。1929年2月創造社被查封；1930年4月藝術劇社被查封；1933年上海藝華影片公司被國民黨特務搗毀，并恫嚇上海各電影院不得放映由田漢、沈端先等編導的電影；此外，湖風、北新、良友等書店也先后被查封或搗毀。在扼殺摧殘進步文化事業的同時，國民黨反動派更采用極其兇殘的法西斯捕殺手段。1930年秋，左翼戲劇演員宗暉被殺于南京；1931年2月7日，“左聯”五位青年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頻、李偉森、馮鏗與其他革命人士二十多人被秘密殺害于龍華警備司令部；1933年5月國民黨特務在上海非法逮捕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當場殺害詩人應修人；同年，作家洪靈菲被害于北平，詩人潘漠華被捕于天津，第二年犧牲于獄中。各地作家和文藝青年被捕殺和監禁的更無法統計。魯迅等作家，長期被通緝，并被列入國民黨特務的暗殺名單。這些罪惡行徑，充分暴露了國民黨對革命文化的摧殘鎮壓。

另一方面，國民黨還通過各種手段鼓吹和宣揚反動腐朽的文化思想。1930年6月，即通過黨棍、特務和反動軍官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鼓吹法西斯主義的文藝思想；1934年10月，由CC分子主辦的“中國文化協會”出版《文化建設》月刊，接著又唆使一小撮反動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揚封建文化，妄圖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蔣介石更親自出馬，從1934年2月起，提倡臭名昭著的“新生活運動”，大肆宣傳封建道德，麻痹和腐蝕人民的革命意志。這期間，一些買辦的、封建的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出于階級本能，也紛紛向革命文化進攻，挑起哲學、社會、歷史、文藝等問題的論爭，鼓吹反動腐朽的、唯心主義的思想觀點。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配合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

在敵人的進攻面前，革命文化界在黨的領導下，一面積極從事革命文化的建立和發展工作，一面堅決反擊了敵人的“圍剿”。首先，在文化思想領域內不斷擴大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影響，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1929年前后，出現了翻譯出版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的熱潮，《資本論》(第一卷)、《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等，都有了中文譯本。這給了革命文化工作者以思想和理論上的武裝。其次，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先后成立了各專業的左翼團體，如作家聯盟、戲劇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音樂家聯盟、新聞記者聯盟、電影演員聯盟等，并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形成了強大的革命文化隊伍，有組織地同敵人展開斗爭。第三，在實際斗爭中發揮了堅決頑強、英勇無畏的戰斗精神。左翼文化戰士在艱苦險惡的環境下，同敵人進行殊死的斗爭，不僅在理論上駁斥、批判了各種反動論調，在創作上占領了陣地，而且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揭露了敵人的反動政策和罪行。在文學領域內，“左聯”高舉革命文學的旗幟，先后同“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自由人”、“第三種人”、“論語派”等形形色色的文化派別進行了斗爭；還運用“鉆網術”在森嚴的文網下不斷變換名稱出版自己的刊物，擴大左翼文藝的影響。當五位青年作家慘遭殺害后，“左聯”發表宣言和文告，向全中國全世界控訴了國民黨殺害作家的滔天罪行。魯迅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等文章，更無情暴露了敵人的窮途末路，指出他們使用的是“最末的手段”，這就由他們宣布了自己在文化上的“一無所有”。反革命文化“圍剿”終于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