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前一段。中國舊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時間從1840年鴉片戰爭始，至1919年五四運動止，共八十年。

從世界歷史進程看，近代史是指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時代，中國近代是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被資本帝國主義強制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屈辱地邁入近代社會的。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從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日起，中國人民就開始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征程，到五四運動之前，發生過多次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清朝封建統治的戰爭，發生過學習西方的各種變革和辛亥革命。這些斗爭規模巨大，連綿不斷，一浪高過一浪；而且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交織在一起，加之根源于過渡社會而產生的經濟形態多種多樣，階級關系錯綜復雜，政治派系五花八門。凡此種種，使中國近代的歷史畫面既波濤洶涌，又頭緒紛繁。在學習中怎樣才能把握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呢?

首先，要把握近代社會的基本矛盾。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這些矛盾的斗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把握這個基本矛盾，對分析觀察中國近代各種問題，把握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有著重要意義。

其次，明確近代中國人民面臨的兩項根本任務：對外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對內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近代史上的一切斗爭，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都是圍繞這兩項根本任務進行的。

再次，要認清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兩種趨向。一是從獨立國家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演化的趨向，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由此產生了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由于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帝國主義沒能滅亡中國，但經濟的落后和政治的腐敗，歷次抵抗都歸于失敗，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一步步地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深淵沉淪。一是從封建社會向半封建社會(半資本主義)演化的趨向。帝國主義的侵略，起了促使中國封建經濟結構解體和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的作用；而歷次反侵略戰爭的失敗，又激勵中國人民奮發圖強。如鴉片戰爭的失敗，加速了太平天國革命戰爭的爆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又推動了洋務運動的發端；中法中日戰爭的失敗，促進了變法維新運動的發展；抵抗八國聯軍侵略斗爭的失敗，加快了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興起的步伐。總之，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都是這兩個趨向的突出標志。

以上三點，中國近代社會的基本矛盾決定了中國人民所面臨的兩項根本任務，也決定了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兩種趨向。而基本矛盾的產生，又根源于中國近代社會的經濟關系；作為反映基本線索重要標志的階級斗爭，則顯示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因此，把握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不僅要著重從階級斗爭的表現去考察，更主要的是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從社會經濟根源上去考察。中國近代社會最深刻的變化，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及資產階級的形成，由此引起了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結構與階級結構的深刻變化，決定了資產階級成為時代中心，擔當起舊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領導者的責任，同時也決定舊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目標必然是發展資本主義。總之，反帝、反封建和發展資本主義，是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方向和時代主題，也是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

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問題，史學界開展了熱烈討論。問題是從五十年代的三個高潮說引起的，即把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包括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基本線索。近年來有人不贊成把一部內容豐富而又生動的中國近代史，納入“三個高潮”的固定模式，指出中國近代史不存在所謂三次革命高潮，義和團運動是一次對外民族戰爭，不是一次反封建的革命運動。洋務運動是地主階級改革派向西方學習的運動，它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經濟擴張起著抵制作用，并為戊戌變法準備了條件，因此它構成了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的一項內容，提出了農民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資產階級革命的“四個階梯”說。也有的認為“三個高潮”和“四個階梯”都不能概括整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應包括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和發展資本主義兩項內容，主張把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也包括進去。而“三個高潮”論者也仍在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場討論不僅關系到編寫中國近代史的體系，也關系到如何理解中國近代史的基本內容和各個階級的作用，討論的繼續開展必將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可參考《中國近代史》(中華書局第三次修訂版)；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苑書義等：《中國近代史新編》；蘇雙碧：《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線索問題》，《光明日報》1983年11月9日；李時岳：《中國近代史主要線索及其標志之我見》，《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