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劉禹錫

字夢得，河南洛陽人，唐代著名詩人、政治家。順宗時曾參加王叔文革新派;“永貞革新”失敗后，長期被貶于遠州，文宗太和元年重回京城，官至太子賓客、校驗禮部尚書。他的詩文超群，在文藝美學思想方面也表露了比較系統的觀點。

劉禹錫認為詩文的源頭在于人的生活經歷之中，它從出于此，但又必待人對于生活經歷之所感，也就是必須有對于客觀實際的審美意象化的轉化，才能造成藝術作品。他在《劉氏集略說》中說： “人之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耳。”他說自己的創作就是被外物感蕩而出的。 “及謫于沅湘間，為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他與友人多有唱和之作，他深知這些作品也都是出自實際感受，是抒寫蘊積、 “形于詠言”的結果。在《彭陽唱和集引》中就說到了唱和詩作與唱和者情緒之間的密切關系，即是“胸中之氣伊郁蜿蜒，泄為章句，以遣愁沮，凄然如焦桐孤竹，亦名聞于世間。”在劉禹錫看來，無實無情，就沒有詩文藝術產生的條件。

劉禹錫看到文藝作品與人的“心之精微”不可分，是“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神妙，詠而為詩”，所以， 從詩文作品反觀主體的存在，也就十分清楚了。因此他把詩文作品視為主體的“見志之具”，這樣，作品的表現功能被提到了重要地位。 “見志之具，匪文謂何?” “言行之間，足見真態。”但他并不是刻板的工具主義者，他認為表現形式的語言文章，其中必有深蘊，不論是自己創作還是欣賞別人的創作，都須抓住“義”與“言”之間的關系，認識并把握“境生于象外”的藝術規律特點。

在《董氏武陵集紀》中，他要人們把握這個特點：“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于詩者能之。”“詩者其文章之蘊耶! 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這里的“義”與“意”相同。他要求的是作為載體的“象”與“言”，都能把“義”與“意”蘊含起來，達到以有限的外觀形具，表現無限的內含。這樣做，在審美表現方式上，不僅要以象表意，還得要超越言象，離形得似。在《絕編生墓表》中，他稱引號為“絕編生”的顧彖的話說：“古先圣人知道之妙不可搏而待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這里的人創造的“象”，是“有”的起點，但他認為這不是目的;創造的“象”是取得更深層審美意蘊的一種階梯，達到了這一步，方為得意忘言，才能“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以文字”。

劉禹錫從文學藝術的創作與審美欣賞主體相通易感上進行了分析，從而揭示了共鳴的一種普遍心理原因。他在《上杜司徒書》中，說到了司馬遷對于韓非子的《說難》、《孤憤》的特別感動： “韓非善著書，而《說難》、 《孤憤》尤為激切，故司馬子長深悲之，為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以異于他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這種近于接受美學的同一作品在不同讀者中流傳會取得不同結果的分析，是十分深刻而有價值的。

在劉禹錫的文藝美學思想中積淀了不少道家與禪宗美學的有意義的東西。 “意象”之說得于莊子，“虛靜”之說本于道、釋兩家。他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引》中，說明了創作主體去除私欲對創作的意義： “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他認為這是歷來釋子中以詩聞名的一個原因。這種役物而不役于物的觀點，莊子、荀子、劉勰都講過，宋代的蘇軾也講過，劉禹錫是承前啟后者。

劉禹錫對于民間詩歌十分贊賞，他勸導世人應予關注。并效法屈原采輯沅湘間歌曲作《九歌》的行動，作《竹枝詞》九篇和《楊柳枝詞》、 《浪淘沙詞》數十篇，表現了“含思宛轉”的審美風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