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定法、執法、審法分而任之)

馬建忠

五月下旬，乃政治學院考期，對策八條：第一問為：“萬國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頁，歷來各國交涉興兵疑案存焉”。第二問為：“各類條約，論各國通商、譯信、電報、鐵路、權量、錢幣、佃漁、監犯及領事交涉各事。”第三問為：“各國商例，論商會匯票之所以持信，于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專在機器之創興，而其要領專在保護商會，善法美政，昭然可舉。是以鐵路、電線、汽機、礦務成本至巨，要之以信，不患其眾擎不舉也;金銀有限而用款無窮，以楮代幣，約之以信，而一錢可得數百錢之用也。”第四問為：“各國外史專論公使外部密札要函，而后知普之稱雄，俄之一統，與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興，其故可[[!GF8CC]]縷而陳也。”第五問為：“英、美、法三國政術治化之異同，上下相維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變，美則不變而多蔽，法則屢變而屢壞，其故何在·”第六問為：“普、比、瑞、奧四國政術治化，普之鯨吞各邦，瑞之聯絡各部，比為局外之國，奧為新蹶之后，措置庶務，孰為得失·”第七問為：“各國吏治異同，或為君主，或為民主，或為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催科不由長官，墨吏無所逞其欲;罪名定于鄉老，酷吏無所舞其文。人人有自立之權，即人人有自愛之意。”第八問為：“賦稅之科則，國債之多少，西國賦稅十倍于中華而民無怨者，國債貸之于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此八條者，考試對策凡三日，其書策不下二十本，策問之條目蓋百許計。忠逐一詳對，俱得學師優獎，刊之新報，謂“能洞隱燭微，提綱挈領，非徒鉆故紙者可比。”此亦西人與我華人交涉日淺，往往存藐視之心，故有一知半解，輒許為奇，則其奇之正所以輕之也。忠惟有銳意考求，詎敢以一得自矜哉!……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余，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制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及入政治院聽講，又與其士大夫反復質證，而后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論為不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議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簽押，上下議院徒托空談，而政柄操之首相與二三樞密大臣，遇有難事，則以議院為借口。美之監國①，由民自舉，似乎公而無私矣;乃每逢選舉之時，賄賂公行，更一監國則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黨羽，欲望其治，得乎·法為民主之國，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點耶諸君，茍非族類而欲得一優差，補一美缺，戛戛乎其難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忠自維于各國政事，雖未能窺其底蘊，而已得其梗概，思匯為一編，名曰聞政，取其不能得之口誦，兼資耳聞，以為進益也。西人以利為先，首曰開財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國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廣言路，六曰嚴考試，七曰講軍政，而終之以聯邦交焉。現已稍有所集，但自恨少無所學，涉獵不廣，每有辭不達意之苦。然忠惟自錄其所聞，以上無負中堂②栽培之意，下無忘西學根本之論，敢云立說也哉。

作于1877年夏選自《適可齋紀言紀行》

〔注釋〕　①監國：指美國由選舉而產生的總統。　②中堂：指李鴻章。〔鑒賞〕　馬建忠(1845—1900)所說的定法、執法、審法三權，“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不相侵”，就是三權分立的學說。這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建忠出身于江蘇丹徒(今屬鎮江)一個天主教的家庭。1853年去上海耶穌會徐匯公學讀書，學法文與拉丁文。后與四哥馬相伯(復旦大學創始人之一)一起，到該會設立的初學會當修道士。因熟悉西洋文化，為李鴻章賞識并當上他的幕僚。該篇是馬建忠向上司李鴻章匯報留法期間的情況與見聞。今天，它是反映近代中國中西思想交匯的珍貴實錄。

國人最早對西方三權分立學說作介紹的是馬建忠：“各國吏治異同，或為君主，或為民主，或為君民共主之國，其定法、執法、審法之權分而任之，不責于一身，權不相侵，故其政事，綱舉目張，粲然可觀。”“定法”權，就是制定法律以及修正或廢止已經制定的法律的權力。“執法”權，是執行立法機關意志的權力。“審法”權，也就是司法權，是懲罰犯罪和裁決私人爭訟的權力。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由三個不同的權力機構來掌握和行使，是三權分立學說的基本思想。這一思想由英國哲學家洛克明確提出，而成為一種系統的學說，是法國哲學家、政治學家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一書面世后的事情。孟德斯鳩指出，這三種權力是獨立的，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以權力制約權力，彼此互相牽制，協調前進。否則的話，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自由：“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在他看來，“一切權力合而為一，雖然沒有專制君主的外觀，但人們卻時時感到君主專制的存在”。三權分立學說，在歷史上有它的進步作用。三權分立的制衡原則為資產階級設立了一個反封建專制和依法治國的完整方案，為防止資產階級民主制倒退到封建專制增設了一道障礙。為什么馬建忠能充當這一角色呢·這與馬建忠出洋留學的經歷及其貨真價實的洋務派思想相關。1870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成為洋務派的首領，馬建忠投奔其門下幫辦洋務。1876年，馬建忠受李鴻章選派赴法學習。在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期間，兼任中國駐法大使郭嵩燾的翻譯。1880年回國后，李鴻章把他從一般隨員，提升為主要幕僚。1884年，被派為輪船招商局總辦。1890年，又調為上海織布局總辦。“歷上書言借款、造船、創設海軍、通商、開礦、興學儲材，北洋大臣李鴻章頗賞之，所議多采行。”(《清史稿·馬建忠傳》)對西方各國富強的原因，馬建忠的認識已從“末”轉向了“本”：“此次來歐一載有余，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制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制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西方國家富強之本，不在于制造精、兵紀嚴，而在于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與議院制度的建立。其見識已超過一般洋務派的水準。在國人尚停留在仰慕船堅炮利、聲光化電(“末”)時，馬建忠敏銳地覺察到了西方各國強大的緣由，是因經濟與政治制度(“本”)造成的。他高度贊揚三權分立，以為付諸實行能使“政事綱舉目張”，是對君主專制的強有力挑釁。在奉天承運、口出天憲的皇權專制的現實情況下，馬建忠如實地介紹三權分立學說，站在了時代的前列，無疑是有啟蒙意義的。梁啟超稱贊馬建忠說：“每發一論，動為數十年以前談洋務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議，皆為數十年以后治中國者所不能易。”(《適可齋記言記行·序》)20世紀初，嚴復動手翻譯《論法的精神》，把中譯本命名為《法意》;不過書的出版已是1909年的事情了。馬建忠把三權分立的政治學說介紹到中國，比嚴復早了差不多二十多年。《馬關條約》訂立后，在政治上心灰意懶的馬建忠，集中精力于著述。其《馬氏文通》一書，是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該書的語法分類、定義和許多概念至今仍在使用。講到馬建忠，人們都會想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