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后一部分開明的官僚文士開始面對現實并發出改革內政的呼聲，主張學習外國的有用知識，抵抗外國的侵略，產生了進步的文學潮流，其開路先鋒便是龔自珍、魏源和林則徐等人。魏源(1794－1859)，字默深，湖南邵陽人，是鴉片戰爭時期著名愛國者和詩文作家，與龔自珍齊名，思想也較接近。其詩作多為描寫自然景物的山水詩，但真正有價值的是抨擊當時時弊、反映人民疾苦、表現反對侵略戰爭的政治詩。他的《寰海十章》作于鴉片戰爭期間，其中“誰奏中宵秘密章”表現了對清王朝政策變化無常，信用奸佞，不重用林則徐等愛國大臣的作法的極大不滿；“揖寇原期寢寇氛”，揭露了琦善等人的腐敗無能，出賣國家利益，欺騙人民的種種罪行；“城上旌旗城下盟”，沉痛指出敵人并不可怕，最可恨最危險的是投降派的賣國資敵行為。他的《江南吟》(阿芙蓉)揭露了鴉片對人民的毒害；《都中吟》(籌善后)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和資本主義勢力的侵略。魏源的詩，語言質樸，風格雄渾，往往表現出深厚的愛國主義感情。魏源的散文內容翔實，條理明晰，語言明白暢達，與“桐城派”古文作風迥異，對以后新體散文起到了先驅示范作用。林則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一位關心國計民生，堅決主張抗擊英國侵略并有實際政治能力的政治家和愛國者。他前期的詩歌多官場應酬和題圖詠畫之作，后期詩歌多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精神，著名詩作有《次韻答陳子茂》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是表現他愛國精神和豪情壯志的著名詩句。張維屏(1780－1859)，字子樹，廣東番禺人。他的詩歌頌了廣東人民的抗敵斗爭，揭露了投降派妥協投降的罪惡。他的《三元里》詩生動地描寫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爭，對平英團的抗英斗爭予以熱情歌頌，暴露了英國侵略者的狡猾和虛偽的本質，對投降派的賣國投降行為加以猛烈抨擊，是一首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詩。貝青喬(1810－1863)，字子木，江蘇吳縣人，是鴉片戰爭時期著名愛國者。他的《咄咄吟》諷刺了清軍的腐朽昏庸。此外，朱琦的《吳淞老將歌》記載了1842年6月吳淞口之戰的情況，贊揚了吳淞老將陳化成作戰的英勇，對臨陣脫逃的兩江總督牛鑒表現了不滿；鄭珍的《江邊老叟詩》假設江邊老叟的問答，反映了當時政治的腐敗以及租稅繁重、水利不修的狀況；金和的《蘭陵女兒行》表達了當時人民對官吏的強暴行為的憤慨和鄙視。這個時期詩歌評論也改變作風，張際亮對清中葉以來各種脫離現實的詩人和詩風加以批評，他的《浴日亭》較早地反映了外國侵略的形勢和國家民族的危機；林昌彝的《射鷹樓詩話》搜集和評論了當時的愛國詩篇。鴉片戰爭前后愛國者的詩文改變了清中葉以來各詩派脫離現實的作風，為近代詩文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在詩歌發展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