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選學略論

隨著唐詩的繁榮昌盛，唐人選詩的風氣也盛極一時，各種唐詩選本不斷涌現，出現了數量眾多、體制完備的興旺局面。“唐人選唐詩”諸集，不僅有利于唐詩的流布和存留，有力地促進詩歌藝術的發展;而且在“文選學”的推動下，詩選家們以各自的詩歌主張、藝術觀點，不斷研究、改進選詩的標準、范圍、規模，形成了新興的“詩選學”。綜觀唐代的許多詩選集子，論述唐代“詩選學”的形成、發展以及學術價值等問題，這對于我們深入研究唐詩發展規律、總結唐代詩歌理論，探討唐代詩歌流派和藝術風格的形成，都將是十分有益的。本文只是就有關的問題，作簡略的闡述，拋磚以引玉，并熱切期望得到同志們的指教。
 

一 盛況空前

“唐人選唐詩”諸集存留到今天的，并不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選用較好的版本，集印《唐人選唐詩(十種)》，包括留傳至今的九種唐人詩選集子，一種敦煌寫本殘卷。清人王士禛《答秦留仙宮諭書》云：
又妄謂后世選唐人詩，較唐人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嘗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為唐選十集，刻于玉峰。
除宋人姚鉉《唐文粹》不屬唐人選唐詩以外，則漁洋當日所見的傳世九集為殷璠《河岳英靈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元結《篋中集》、令狐楚《御覽詩》、芮挺章《國秀集》、姚合《極玄集》、韋莊《又玄集》、無名氏《搜玉小集》、韋縠《才調集》(次序按王士禛所記)。可見，在王士禛生活的時代，“唐人選唐詩”諸集僅存九集，其他大多散佚。
然而，我們細檢《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著錄的“唐人選唐詩”，去其重復，竟達五十余種(已除去現存的選本)，這真是洋洋大觀!

僧惠靜《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	劉孝孫《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
《詩纘》十二卷	《詞英》八卷十卷
《歌樂集》八卷	《朝英集》三卷
李康成《玉臺后集》十卷	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
孫季良《正聲集》三卷	崔融《珠英學士集》五卷
曹恩《起予集》五卷	《奇章集》四卷
郭瑜《古今詩類聚》七十九卷	《詩林英選》十一卷
李戡《唐詩》三卷	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
《集賢院壁記詩》二卷	《翰林歌辭》一卷
《大歷年浙東聯唱集》二卷	《斷金集》一卷
《元和繼和集》一卷	《三州唱和集》一卷
《劉白倡和集》三卷	《汝洛集》一卷
《洛中集》七卷	《彭陽倡和集》三卷
《吳蜀集》一卷	劉明素《麗文集》五卷
《麗則集》五卷	柳玄《同題集》十卷
殷璠《丹陽集》一卷	王起《文場秀句》一卷
《盛山倡和集》一卷	《荊夔倡和集》一卷
《僧廣宣令狐楚唱和》一卷	《名公倡和集》二十三卷
《漢上題襟集》十卷	袁皓《道林寺詩》二卷
盧瓌《抒情集》二卷	劉松《宜陽集》六卷
裴均《壽陽倡和集》十卷	裴均《渚宮倡和集》二十卷
竇常《南熏集》三卷	《峴山倡詠集》八卷
《荊潭倡和集》一卷	蔡省風《瑤池新詠》二卷
僧靈徹《酬唱集》十卷	黃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
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新唐書·藝 文志》著錄此集入詩文評類中)	倪宥《文章龜鑒》一卷(說明同左)

參閱宋代的公私圖書目錄的著錄，還有如下若干種：(按慣例，將五代人編集的選本，亦納入本文的研究范疇內。)

王貞范《續正聲集》五卷	王承范《備遺綴英集》二十卷
劉吉《江南續又玄集》十卷	《垂風集》十卷
鐘安禮《資吟集》五卷	陳康圖《詩纂》三卷
檀溪子道明《連璧詩集》三十二卷	陳康圖《擬玄類集》十卷
王仁裕《國風總類》五十卷
王轂《臨沂子觀光集》三卷	《正風集》十卷

(以上見王堯臣《崇文總目》)

王貞范《洞天集》

王衍《煙花集》五卷

(以上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雖不見之于書目著錄，而見于唐宋人的文集和專著的，又有如下數種：
元稹《元白往還詩集》(見白居易《與元九書》。有人以
為這個選本是白居易編集的，非也。)
元稹《因繼集》(見元稹《因繼集序》、白居易《因繼集重
序》)
《三舍人集》(見計有功《唐詩紀事》)
《雅言系述》(見魏慶之《詩人玉屑》引嚴羽《滄浪詩話》
語，然通行本《滄浪詩話》卻無此記載。)
《詞苑瓊華》(同上)
《小選》(同上)
《集選》(同上)
盡管以上諸集都已不再存在于人世(今存兩集)，但是，有關這一些選本的傳流存佚情況，在前人的目錄著述、詩話筆記中，還存留著許多可資考索的線索，有些集子，甚至還有不少原始資料殘留下來(詳見《“唐人選唐詩”傳流、散佚考》一文。)比如顧陶的《唐詩類選》，在宋人的著述里，多次運用過它的材料，吳曾《能改齋漫錄》、曾季貍《艇齋詩話》、吳幵《優古堂詩話》、計有功《唐詩紀事》、《全唐詩話》等書都有記載。《全唐文》還收錄了顧陶所撰寫的《唐詩類選序》和《唐詩類選后序》全文。又如崔融的《珠英學士集》，元以后已散佚，然近代于敦煌石窟發現《珠英學士集》寫本殘卷(“斯氏二七一七”和“伯氏三七七一”兩殘卷)共得詩四十九首。(見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
唐人選唐詩，不僅數量多，而且體制完備，各種形式的選本，各具特色，蔚為大觀。詳加分析歸納，大致有如下各種類型：
一 從選詩范圍看
(一)從時代著眼，則有唐人詩和前代詩的合選本，如惠靜《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劉孝孫《古今類聚詩苑》、李康成《玉臺后集》、《麗則集》等。有合選李唐一代列朝詩的選本，如顧陶《唐詩類選》、韋莊《又玄集》等(此類最多)。有專選初唐詩的選本，如孫季良《正聲集》、無名氏《搜玉小集》等;有專選盛唐詩的選本，如殷璠《河岳英靈集》、元結《篋中集》、曹恩《起予集》等;有專選中唐詩的選本，如竇常《南熏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等。另有專選某一朝代詩的選本，如《朝英集》(據《新唐書·藝文志》載，該集收錄開元中張九齡、韓休等人詩)，《大歷年浙東聯唱集》等。
(二) 以詩人的籍貫或作詩地點為選取范圍的，則有“止錄吳人”的殷璠《丹陽集》，專錄袁州人詩的劉松《宜陽集》，有專集閩人詩的黃滔《泉山秀句詩》。又如《漢上題襟集》錄段成式、溫庭皓等人在襄陽時的酬唱詩，《彭陽倡和集》、《汝洛集》、《吳蜀集》等均是。
(三) 以詩人的身分進行編選的，則有“但記朝士”的《珠英學士集》，有專錄中書、起居舍人詩作的《三舍人集》，有專選河岳英才詩的殷璠《河岳英靈集》，有選錄道家神仙隱逸詩的王貞范《洞天集》，有選錄唐代能詩婦人作品的蔡省風《瑤池新詠》。
(四) 以詩歌題材分類選輯的，則有專選餞送詩的《朝英集》(編集張九齡等人送張孝嵩出塞時所撰寫的送行歌詩)，有專錄倡和詩的，如《斷金集》、《壽陽倡和集》等。有專采省試詩的，如柳玄《同題集》，有專采投禮部的行卷詩，如王轂《臨沂子觀光集》。有專取艷詩的選本，如李康成《玉臺后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玉臺陷于淫靡。”即指此集)、王衍《煙花集》。
(五) 以詩歌體裁為選取范圍的，則有專取五七言絕句的選本，如《三舍人集》，有專取律詩的選本，如倪宥《文章龜鑒》(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云：“《文章龜鑒》，倪宥集前人律詩。”今從之。)當然，更多的是綜采各體的選本。
二 從編排體例看
(一) 以類相從。如惠靜《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門以為這部書的前十卷是僧惠靜撰，后十卷為無名氏撰，劉云：“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于惠靜所集，不題撰集人姓氏。”)郭瑜《古今詩類聚》、顧陶《唐詩類選》等均是。
(二)以詩人世次為序，其例甚多，不一一臚舉。
(三)以詩人的官銜等級為序，如崔融《珠英學士集》，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其所賦詩，各題里爵，以官班為次。”
(四)附以詩人小傳。姚合《極玄集》于每位詩人名下均附有小傳，各題里爵;崔融《珠英學士集》亦然。竇常《南熏集》則附以詩人事跡，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人各系事系贊”。
(五)附以評語。編集者為每位入選的詩人寫一段評語，如殷璠《河岳英靈集》和《丹陽集》。(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一方士人詩有《丹陽集》……前各有評。”則其體例與《河岳英靈集》同)。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沿用其例。竇常《南熏集》則附以贊語，其例當與殷、高兩氏編集之書相類似。
(六)附以己作。編集者把自己的作品編入選集中，如芮挺章《國秀集》收錄自己的詩作兩篇(《江南弄》和《少年行》);李康成《玉臺后集》同此例，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卷二四八引劉克莊語：“中間自載其詩八首。”
綜上所述，我們說唐人選詩風尚盛況空前，該是名實相符的了。

二 興盛原因

唐代社會是“詩唐”。唐人生活在詩的海洋里，選詩風尚也就孕育在這樣的基礎上，這當然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某種事物的發展，總有它自身的特殊條件，總是與它相聯系著的其他事物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探索唐代選詩風尚興盛的原因，將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任務。筆者參稽有關資料，認為有如下四個原因。
(一)為便于效學和利于鑒賞，需要有經過精選的詩歌選本，供學子與士大夫閱讀和傳誦。
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到唐代，確乎到達了萬流總匯、千姿萬態的境界。“江山代有才人出”，詩人如夏夜的繁星，詩篇如涌地而出的泉流，光是結集的就有八百余家(嚴羽《滄浪詩話·考證》云：“予嘗見《方子通墓志》：‘唐詩有八百家，子通所藏有五百家。’今則世不見有，惜哉!”)至于那些寫詩不多的詩人，更是不計其數。《全唐詩》輯集存留下來的二千二百余詩人、四萬八千九百余首詩，遠非唐詩的全貌。洪邁早有“前賢遺稿湮沒不一”(《容齋續筆》卷一語)的感嘆;到明代，流傳的已僅有三百余家(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在這樣眾多的詩篇中，并不全是佳作;在一個作家的集子中，也是瑕瑜相間的。誠如顧陶所說：“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為絕唱，其可得乎?”(《唐詩類選序》)唐代詩選家有鑒于這個實際情況，因而不斷有人對當代的詩作，進行“全盤飲露，唯采沆瀣之精;花界食珍，但饗醍醐之味”的精選工作，編集成書，“貽于后昆”。這種編集的原則，比較集中地體現在韋莊的《又玄集序》里：
謝玄暉文集盈編，止誦澄江之句;曹子建詩名冠古，唯吟清夜之篇。是知美稼千箱，兩歧爰少;繁弦九變，大護殊稀。入華林而珠樹非多，閱眾籟而紫簫唯一。所以擷芳林下，拾翠岸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成瑚璉之珍。故知頜下采珠，難求十斛;管中窺豹，但取一斑。
姚合選《極玄集》，自序非常簡單，僅三十一字，云：“此皆詩家射雕手也。合于眾集中選其極玄者，庶免后來之非，凡念一人，共百首。”宋末人蔣易深知姚合之苦心，他說：“唐詩數千百家，浩如淵海，姚合以唐人選唐詩，其識鑒精矣。然所選僅如此，何也?蓋當是時以詩鳴者，人有其集，制作雖多，鮮克全美，譬之握珠懷璧，豈得悉無瑕纇者哉!武功去取之法嚴，故其選精，選之精，故所取僅若此。”(《極玄集序》)選取嚴，則選出的作品精妙、全美，就能示人以詩格、詩法，垂諸后昆而無愧。反之，如果“銓簡不精”，則必將造成“玉石相混，致令眾口謗鑠，為知音所痛”(殷璠《河岳英靈集序》語)的后果。上述這種見解，不僅促進當時“詩選學”的發展，對后代，直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詩選學，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二)深受“文選學”的影響。
魏、晉以后，隨著文學創作的日益繁榮，文學批評的日益發展，文學體裁的日益增多，人們開始注意編選詩文總集。晉人杜預的《善文》、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李充的《翰林論》等，相繼應運而生。可惜這些集子多已失傳，而梁代蕭統編集的《文選》，卻幸運地被保存下來了。與此同時，專選詩歌的總集，如蕭統的《詩苑英華》和徐陵的《玉臺新詠》也誕生了。《詩苑》已佚，《玉臺》幸存。《玉臺新詠》是一部艷詩的選本;而《文選》收錄的作品，無論從數量到體制，思想內容到藝術技巧，都遠比《玉臺》要齊備、完美，因而它行世不廢，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到了唐代，以至形成了一個研究《文選》的高潮：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撰《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撰《文選音義》十卷;五臣注《文選》三十卷;曹憲撰《文選音義》;康國安《注駁文選異義》二十卷;許淹《文選音》十卷。《文選》還成為唐代文人習文作詩的必讀書籍，杜甫在《宗武生日》的詩里，教誨他的兒子要“精熟《文選》理”，他自己就是深得《文選》精髓的，清人楊倫《杜詩鏡銓》引邵子湘的評語，云：“公于《文選》實有得力處。”在“文選學”的影響下，詩文總集紛紛問世。殷璠指出：“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后相效著述十余家，咸自稱盡善。”(《河岳英靈集序》)在殷璠之前，效學《文選》編撰而成的集子，有《詞林》、《文海》、《詩林英選》、《麗正文苑》等;直接模擬《文選》而編集成書的，就有孟利貞《續文選》十三卷，卜長福《續文選》二十卷、卜隱之《擬文選》三十卷。據殷璠的序言看，《河岳英靈集》也是“相效著述”的產物。唐代詩選家們，大多受選學的啟導而進行工作的。
與《文選》同時代出現的《詩苑英華》和《玉臺新詠》，也是唐代詩選家取法的楷模。惠靜的《續詩苑英華》、李康成的《玉臺后集》，固然是繼前賢的緒馀，而令狐楚《御覽詩》(毛晉后記云：“唐至元和間，風會幾更，章武帝命采新詩備覽，學士匯次名流，選進妍艷短章三百有奇。”)王衍《煙花集》(集艷詩二百篇)，則明顯的是揚徐陵《玉臺新詠》之余波。
(三)通過選詩，標舉一家詩學宗旨，體現各自的詩歌理論，用以促進某種詩歌流派的發展，抵制、排斥某種創作傾 向。相反，詩歌流派的崛起，詩歌風格的標新立異，又促進了詩選家們的工作，這種創作與選學相輔相成的關系，成為唐代詩選學興盛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唐初紀國寺僧惠靜撰《續詩苑英華》，曾說：“作之非難，鑒之為貴，吾所披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見劉肅《大唐新語》卷九“著述”門載惠靜語)惠靜標舉的是上繼“風雅”的詩學宗旨，這在綺靡詩風占統治地位的初唐時代，確是難能可貴的。元結對“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拘限聲病”、“喪于雅正”的創作傾向，十分憤嘆，他特別賞識沈千運能“獨挺于流俗之中，強攘于已溺之后”(見《篋中集序》)因而選沈千運及其好友孟云卿、王季友等七人的詩作二十四首編成《篋中集》。《河岳英靈集》標舉“風骨”，體現出殷璠的內容與形式并重的觀點，以此與齊梁以來的詩風相抗衡。
(四)唐代詩選學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評語，與六朝詩論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梁代，我國第一部品評詩歌的專著——鍾嶸《詩品》問世，它豐富并發展了我國古典詩歌理論，而且開辟了詩歌評論的新形式。唐代詩選中的評語、贊語，上承《詩品》的傳統。高仲武《中興間氣集》中有這樣一段評語(評皇甫曾)：“昔孟陽之與景陽，詩德遠慚厥弟。協居上品，載處下流。今侍御之與補闕(按，侍御指皇甫曾;補闕指皇甫冉)，文辭亦爾，體制清潔，華不勝文。”且看《詩品》
卷上(上品)：
“晉黃門郎張協
其源出于王粲。文體華凈，少病累。”
卷下(下品)：
“晉中書張載
孟陽詩，乃遠慚厥弟，而近超兩傅。”
我們把兩者略一對照，可以看出，高氏的評論，乃是繼《詩品》的緒馀。此外，《詩品》評論詩歌的幾個特征，都可以在“唐人選唐詩”的評語里，找到它們的影子。比如，鍾嶸重視“賦比興”，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評朱灣，則云：“詩體幽遠，興用洪深，因詞寫意，窮理盡性。”顧陶《唐詩類選后序》：“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鍾嶸重視“風骨和詞采”，殷璠《河岳英靈集》評陶翰，則云：“歷代詩人，詩筆雙美者鮮矣。今陶生實謂兼之，既多興象，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其體裁也。”鍾嶸善于運用形象性的語言來概括詩人的藝術風格，殷氏評王維，則云：“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鍾嶸喜歡摘引前人詩中的警句，如《詩品》卷中評陶潛云：“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這種特征，在“唐人選唐詩”的評語中，則俯拾皆是。如殷璠《河岳英靈集》評閻防，云：“防為人好名博雅，其警策語多真素，至如‘蕪庭何所有，老樹半空腹’。又：‘熊梐庭下樹，龍蒸棟里云’。皎然可信也。”

三 學術價值

對于“唐人選唐詩”，前人和近人已開始注意到。明人胡震亨于《唐音癸簽》卷三十、卷三十一“集錄”里，根據前代書目著錄，把“唐人選唐詩”分類編排，撮其指要;胡應麟于《詩藪》外編卷三、雜編卷二里，錄其書目，考其存佚。清人王士禛匯集傳世的九種“唐人選唐詩”，加《唐文粹》，付梓刊刻，名《唐詩十種選集》。近人羅振玉影印敦煌唐寫本編號為“伯二五六七”的“唐人選唐詩”殘卷(見《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唐人選唐詩(十種)》。他們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但是，從總體上看，“唐人選唐詩”的研究工作，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對于那些已經佚散的集子，還沒有做深入細致的工作。這與如何估價“唐人選唐詩”學術價值的問題是有關連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在《唐人選唐詩(十種)》的“出版說明”中指出：“唐人選的唐詩，流傳到今天的共有十種。這些選本的選取標準雖然各有不同，但總的可以看出本時代人對本時代詩歌的一些看法和評價，這對文學史的研究是有用處的。”說得真好。筆者循著他們的觀點，縱觀“唐人選唐詩”的現存資料(包括傳世的十集以及佚散諸集的殘存文字)，探索唐代“詩選學”的學術價值，作如下四方面的分析。
(一)“唐人選唐詩”是校勘、輯佚、考訂唐人詩的重要原始資料。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唐詩流傳，靠的是口授、手抄，各家詩集，到宋代始有刊本，因而在傳流過程中，常常出現許多異文和篇目參差、重出互見、錯謬混亂的現象。宋以后的各種刊本，又因校勘不精，刊刻誤失，編者隨意增刪篇目，擅改文字等原因，致使傳世的許多唐人詩別集、總集，甚多異同。這就給唐詩研究工作帶來許多困難，必須依靠校勘、輯佚、考訂等手段，做好諸集的整理工作，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資料。
“唐人選唐詩”是極有參校價值的資料，羅振玉在《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卷下論唐寫本唐人選唐詩殘卷時，曾專門論述過這個問題。前代亦有人注意到此事，如宋曾季貍《艇齋詩話》：“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顧陶，大中時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真。今并錄同異于后：‘山河扶繡戶’，作‘星河浮繡戶’;‘斫卻月中桂’，作‘折盡月中桂’。(例子甚多，從略)”吳曾《能改齋漫錄》“犬憎聞宿客”條云：“今時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聞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近人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用鳴沙石室影印敦煌殘卷唐寫本“唐人選唐詩”、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河岳英靈集》、日本江戶昌平坂學問所官板本《又玄集》、四部叢刊影印述古堂鈔本《才調集》等諸集參校，更是重視運用“唐人選唐詩”資料進行校勘的典型例證。
“唐人選唐詩”諸集，特別是那些雖已散佚、卻又有殘存資料的選集，正是輯佚唐詩的淵藪。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于《珠英學士集》下，有一段文字，很值得注意：
自是集散佚，諸家詩或不盡傳。持與《全唐詩》相校閱。伯氏本載元希聲詩二首，《贈皇甫侍御赴都》第二律與第二首，并不見《全唐詩》。房元陽二首，楊齊哲二首，房、楊詩《全唐詩》不載。胡皓七首，喬備四首;胡四詩，喬二詩，《全唐詩》失載。斯氏本沈佺期十首，李適三首，崔湜九首，劉知幾三首，王無兢八首，(實僅七首。)馬吉甫三首;沈詩今存，劉、馬二家全佚，李詩佚一首，崔、王二家各佚四首。合得佚詩二十七首，并輯入《敦煌詩錄》中。
杜甫集有《遣憂》詩，楊倫《杜詩鏡銓》注云：“見郭知達黃鶴本。”錢謙益《錢注杜詩》云：“朝奉大夫員安宇所收”。而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一云：“余家有唐顧陶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遣憂》一詩，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則無論黃鶴本或員安宇所收之《遣憂》一詩，亦均出自“唐人選唐詩”。
“唐人選唐詩”諸集，又是考訂唐詩真偽、甄辨重出互見詩作者的重要依據。李白集有《長干行》二首，其中“憶昔深閨里”一首，一作李益，一作張潮。聞一多先生的《唐詩大系》從藝術風格著眼，以為這是張潮詩，頗有見地，然無確證。曾季貍《艇齋詩話》據兩部“唐人選唐詩”集子，以為這首詩既非李白作，又非李益詩，乃是張潮的作品。他說：“《玉臺新詠》亦作張潮”。(當指李康成《玉臺后集》)“惟顧陶唐詩選并載而分兩處，‘妾發初復額’一篇，李白作，‘憶昔深閨里’，張潮作。兩者未知孰是?然顧陶選恐得其實。”曾氏曾親眼見過這兩部選集，據以為證，有說服力。《劉夢得外集》有《憶妓》詩四首，原出南唐人尉遲樞《南楚新聞》，這是他人詩誤入劉禹錫集中。按，韋縠《才調集》錄無名氏《雜詩》，其中七律“鸞飛遠樹歸所處”和“折釵破鏡兩無緣”兩詩與《憶妓》詩中之兩詩，文字相同。可證此非劉夢得詩。考唐末人劉損有《憤惋詩》，即《憶妓》中的三首;《憶妓》另一首，來自孟棨《本事詩》。尉遲樞敷衍《本事詩》的故事，湊入劉損三詩，寫入《南楚新聞》中，造成上述的錯誤。
由此可見，整理、研究唐人詩，應該充分利用“唐人選唐詩”，進行校訂，以取得比較可信的依據。
(二) “唐人選唐詩”為研究唐代詩歌理論提供了重要根據。
唐人論詩的文字，大多散見于當時文人的書序、贈序或書信里。而“唐人選唐詩”諸集的敘論、評語，以及由選錄詩篇體現出來的編者的藝術觀點和詩歌主張，也是唐人詩論的重要資料。選詩家們論及的問題很多，要而言之，他們著重闡發了詩歌與政治的關系問題，詩歌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關系問題以及選詩的標準問題等等。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序》：“立義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之善否。”繼而主張：“體狀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顧陶《唐詩類選序》：“肇自宗周，降及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系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無諱，聞之者傷慎鑒誡，寧同嘲戲風月，取歡流俗而已哉!”殷氏又說詩歌要“關切時病”、“譏興深遠”、“不虧六義之要”。高、殷兩氏明確揭示了詩歌應該和政治生活密切結合的宗旨。這種理論，與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詩論相一致，他們共同繼承并發揚了我國古典詩論中的進步傳統，有力地推動了唐代的詩歌創作。
詩選家們又能比較正確地處理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系，正確闡述內容與形式辯證統一的理論問題。殷璠《河岳英靈集·集論》：“璠令(企按：疑是今字)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為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殷氏反對那些“理則不足，言常有馀;都無興象，但貴輕艷”(《河岳英靈集序》語)的創作傾向，極力推尊風骨與聲律俱備，既有充實的內容，又重視形式美的詩篇。對于聲律，他固然要求詩人“不可不知音律”，又反對“專事拘忌，彌損厥道”的做法。他的詩論，是初盛唐近體詩創作實踐的總結，也成為后代近體詩創作的準的，對新興的文體——格律詩的形成和發展，確是起著理論指導作用的。唐代首先揭橥復古旗幟的陳子昂，以建安風骨和興寄手法為借鑒的目標，還沒有接觸漢樂府的創作傳統，更沒有對方興未艾的近體詩加以應有的重視并作出恰當的估價。殷氏的理論，比陳子昂要深入一層。語言美是形式美中的重要因素。詩選家們一方面反對齊梁的綺靡詩風，一方面又要求詩歌語言的精美。韋莊《又玄集敘》：“或百篇之內，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征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錄在西齋。“韋縠《才調集敘》：“或閑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斗美。”他們的這些議論，都是有利于詩歌創作的。
(三)“唐人選唐詩”是總結唐詩發展規律的重要資料來源。
入宋，詩話興;“詩話”話詩，有談藝術技巧的，有談格律形式的，有記作詩本事的，有談詩歌理論的。但是，宋人論唐詩，在某些方面總不如唐人自論唐詩。“唐人選唐詩”諸集，其選篇體現了唐詩發展的面貌，其敘論論述唐詩發展的規律，其記事又是唐詩發展史的原始資料。由此可見，“唐人選唐詩”正是研究唐詩發展規律的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試看具體例證。
知人論世，是研究文學發展規律、作家藝術個性的基本原則。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作家儲光羲，其詩格高調逸，而殷璠《河岳英靈集》評儲光羲云：“璠嘗見公《正論》十五卷、《九經外義疏》二十卷，言博理當，實可謂經國之大才。”殷氏的記載，告訴人們，儲光羲并非是超然世外的逸人，而是博學多識，經國濟世的人才。為什么他的詩風呈現出這樣的面貌，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又，殷氏評“賀蘭進明”云：“員外好古博達，經籍滿腹，其所著述一百余篇，頗究天人之際。”這段文字，對于了解和評論賀蘭進明其人其詩，是多么重要呀!
研究詩人的師承關系，探索風格、流派的承繼、邅變的跡象，是研究文學發展規律的一個重要方面。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評章八元云：“八元嘗于都亭偶題數言，蓋激楚之音也。會稽嚴維到驛，問八元曰：‘爾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頃遂發。八元已辭家，維大異之，遂親指喻，數年詞賦擢第。”(按，沈氏藏明本原缺五人評語，今據孫毓修《中興間氣集校文》)評孟云卿云：“祖述沈千運，漁獵陳子昂，詞意傷怨。(同上按)”高氏的記載，提供了研究這個問題的第一手資料。
唐代文學史上有很多專門名詞，實際上源出“唐人選唐詩”。如“大歷十才子”，過去大家都據《新唐書·盧綸傳》，殊不知唐書的記載，原出姚合《極玄集》“李端”名下的注語：“與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候審唱和，號十才子。”又，錢起和郎士元齊名，合稱“錢郎”，始見于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李嘉祐評語中：“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高流，與錢郎別為一體，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流也。”姚合《極玄集》郎士元名下注云：“與錢起齊名”。
唐代詩選家總愛在集子前加上一篇敘，表述自己選詩宗旨。其間，論及唐詩流派、體制的演變，代表了唐人的見解，這是我們研究唐詩發展規律的最為直接的、可靠的依據。有的寥寥數語，鉤勒出發展遞變的輪廓，如殷璠《河岳英靈集敘》：“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云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骨始備矣。”有的則談得稍為詳盡些，如顧陶《唐詩類選序》：
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李、杜挺生于時，群才莫得而并，其亞則昌齡、伯玉、云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挺然頹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為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偽流艷之辭，宜矣。愛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為工，以絕聲病為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繁其數，皆妙于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
他把唐宣宗大中時代以前唐詩壇的邅化演進，大體上概括出來。殷、顧兩氏的論述，確實有助于我們的研究工作。
(四) 為后代詩選家提供范例。
“唐人選唐詩”為后代詩選家提供了選詩的范例，促進后代詩選的發展。嚴羽《滄浪詩話·考證》云：“王荊公百家詩選，蓋本于唐人《英靈》《間氣》集。”王士禛《香祖筆記》指出：王安石《百家詩選》第六卷，沈千運以下全取元結《篋中集》，而增加李嘉祐等七人。王仲房輯《新都秀運集》二卷，王士禛說他：“竟仿唐人《中興間氣集》。”(見《帶經堂詩話》卷六)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云：“唯錢牧齋先生《吾炙集》、施愚山《藏山集》、葉庵《獨嘗集》、陳其年《篋衍集》，卷帙不多，猶有殷璠、高仲武唐選之風。”沈德潛選《唐詩別裁》，以李白、杜甫為宗，自稱是有別于“唐人選唐詩”，(按：《唐詩別裁·凡例》：“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沈氏此話不全面，顧陶《唐詩類選》，取冠李杜，選了大量的李杜作品，沈氏僅就清代傳世的“唐人選唐詩”而言的。)以上這些事例，在在說明“唐人選唐詩”給后代詩選學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唐人選唐詩”又多方面地影響后代詩選學。無論是選錄標準，選錄范圍、編排體例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它們之間的淵源關系。如元許仲孚編選的《光獄英華集》，沈德潛的《古詩源》，都是各朝詩的合選本，當然濫觴于《詩苑英華》。精選一代詩作的，如元楊伯謙的《唐音》、明高廷禮的《唐詩正聲》、沈德潛的《唐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仿效顧陶《唐詩類選》而成的趙孟奎《分類唐歌詩》，亦是一例。王士禛《唐賢三昧集》，鼓吹神韻說;沈德潛《唐詩別裁》宣揚溫柔敦厚的詩教，這些選本，直接受到標舉一家詩學宗旨的《河岳英靈集》的影響。唐以后先后出現了不同詩歌體裁的選本，如宋《西昆酬唱集》專收五七言律詩，元好問《唐詩鼓吹》專收七言律詩，方回《瀛奎律髓》專收五七言律，周伯粥《三體唐詩》收五七律、絕句，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專收絕句詩。這些選本，無疑地都是取法于“唐人選唐詩”的。唐人選錄唱和詩的風氣也波及后代，如宋洪皓、張郡、朱弁使虜得歸，集道途間唱和詩，名《輶軒集》。陸游輯集自己和韓元吉乾道元年在京口的唱和歌詩，成《京口唱和集》。(按：其集已佚，事見《渭南文集》卷十四《京口唱和序》。)元徐良夫輯其友朋贈答詩，成《金蘭集》三卷。后代詩選家也常常效學“唐人選唐詩”，錄一方士人之作為選本，如王仲房《新都秀運集》二卷(張宗柟識：“晚輯鄉人之詩曰《新都秀運集》。”)孔延之《會稽掇英集》(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錄一時士人之作為選本，如宋末謝翱《天地間集》、元杜本《谷音》。錄一定數量的詩篇為選本，如蘅塘退士編《唐詩三百首》(朱自清《〈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云：“編者顯然同時在模仿‘三百篇’。《詩經》三百零五篇，連那有目無詩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書三百一十首，決不是偶然的巧合。”這種模仿“三百篇”的做法，唐人先已為之。令狐楚選《元和御覽》，據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丞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韋莊《又玄集敘》：“總其記得者，才子一百五十人，誦得者，名詩三百首。”則可見蘅塘退士亦受唐人影響。)

四 結束語

盡管唐代詩選學的學術價值很高，但是，研究“唐人選唐詩”還有很多困難，主要是諸集大多散佚。因此，搞好已散佚唐人選唐詩諸集的訪求、搜輯、考訂、刊印等各項工作，顯得十分重要。王士禛《萬首絕句選凡例》曾提到《漢上題襟集》，云：“聞楚潛江莫進士與先有藏本，數千里往借鈔，則詭云：‘頃游鄱陽失之矣’，迄今以為憾事。”他又在《分甘馀話》中說：“新安族人攜一書目，有《漢上題襟集》，余夢寐以求之。”孫濤《全唐詩話續編》“狄煥”條引錄《雅言系述》一書的材料。王士禛、孫濤都是康、乾時人，王氏耳聞、孫氏目睹斯書尚流傳，因此很難說這些唐人選集就已湮沒于人世。若努力加以訪求，它們或許可以重新與世人見面。至于散見于宋以后典籍、類書中的“唐人選唐詩”的材料，勤加搜討、輯錄，并付梓刊印，也將大有益于學界。
整理出盡可能全面的唐人選唐詩的原始資料，開拓這個研究唐詩的領域，促進唐詩研究深入開展，這便是筆者的一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