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欣家住在北堤下。
　　
　　林欣爸爸從部隊轉業，分到城里的皮塑公司，她家的房子是皮塑公司分的宿舍樓。我們放學時一起走，走北堤邊下面這條路，先到林欣家。如果天還早，我就先到林欣家寫作業。
　　
　　林欣的爸爸保持著軍人特有的威嚴和身姿。“寫字時坐直！”他提著公文包出門前，猛喝一聲。林欣趕緊坐正，旁邊的我也趕緊坐正。但她爸壓根兒沒有檢查這聲威喝的效果，旋風般地消失在家門口，上班去了。
　　
　　我們都怕爸爸。我怕我爸連帶著怕她爸，她怕她爸連帶著怕我爸。我們都盼著各自的爸爸上了班，然后我們就可以無憂無慮地膩在一起。小女孩的友誼，沒有不膩的，每天分別時，你送我我送你，都要送好幾個來回。林欣的媽媽說，我們就是“茶娘送茶丈，送到日頭上”（鄉諺，“日頭上”是天亮的意思）。
　　
　　我記得我們有時候也會吵架。吵架這種事情，關系夠鐵的話，吵了之后會更鐵；關系不夠鐵，可能就吵壞了。我和林欣當然屬于前者。
　　
　　有一次，林欣在我家，我們又吵架了。吵聲越來越大，我媽一邊擦著洗完菜的手，一邊走進房間里訓斥我。林欣趕緊對我媽說：“阿姨，我們沒吵架，我們是在辯論。”
　　
　　不過后來我們考上了不同的高中，又分別考上兩座城市的大學，友誼節節潰退。
　　
　　這也正常，少年時代的朋友，就像流水，散了就散了，不用互相負責，但再見面也能無縫連接。
　　
　　我和林欣在一起最喜歡做什么？逛街。
　　
　　林欣之所以成為我逛街最好的搭檔，就是因為我們的經濟實力相當，消費觀一致，甚至在逛街這個綜合性學科上，我們的學識也相差不遠。
　　
　　但我和林欣畢竟處于兩座城市，見面少；后來林欣去國外工作，見面的次數就更少了。我們見面的唯一機會就是每年的“廣交會”，林欣的工作是外貿翻譯，交易會時就跟隨老板來廣州出差。
　　
　　白天她在交易會現場，晚上我們爭分奪秒去逛街。讓我對她來廣州充滿期待的，是這樣一個場景：在她下榻的酒店，她從行李箱里拎出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叮叮當當的首飾，我也從自己家帶來各式各樣的裙子。這一切，匯成神秘的五色海洋，攤開在酒店的床上。氣氛是瞬間，而不是逐漸地到達高潮，并居高不下，一整個晚上都流光溢彩。
　　
　　太快樂了！
　　
　　但有一年的交易會，我們的關系完蛋了。
　　
　　那年秋交會，我恰好懷孕了，卻比單身時更期待林欣的到來。懷孕限制了我的自由，生亦何歡；而林欣，帶來了單身時代的輕身飛揚。
　　
　　我們用座機約好了，晚上在某條步行街路口見，一起逛街。
　　
　　我在約定地點等了一個小時，林欣沒來，也一直沒有聯系我。我也無法聯系她，因為她沒有國內的手機號碼。
　　
　　讓我險些氣昏過去的是，回家后又過了一個多小時，我才接到她打到我家座機的電話。原來她也忘了留我的手機號碼。她有急事不能來，打我家座機，家里卻沒人。
　　
　　我氣得肺都要炸了。你是忙，忙就能把約好的事晾在一邊？有急事，有急事不會想辦法問我的手機號通知我？問不到，問不到不會打電話回老家問我爸媽？來不及，來不及你這么久干嗎去了？我都回家一個小時了才接到你的電話。
　　
　　得了得了，別找借口了，你就是不在乎我唄。
　　
　　雖然我們是吵著長大的，但這次我決定吵個真的。
　　
　　幾天后，她離開廣州。本來一年只聯系一次的我們，這下徹底斷了聯系。
　　
　　六七年后有一天，我收到林欣的微信。那一年有微信了，接著有了同學群，我和林欣也就互加好友了。
　　
　　誰知我們在微信上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大壞消息。
　　
　　林欣說她馬上要來廣州，因為她爸爸病重，從老家來廣州住院治療。林欣和她的弟弟在醫院旁邊的快捷酒店租了個房間住著（大概兩個月后，林欣的爸爸去世了）。
　　
　　就是那個低喝一聲“寫字坐直”，然后出門上班的退役軍人，他當時住在腫瘤醫院。醫院周邊有各種快捷酒店，里面有長期出租的房間，住的大多數是外地病人的家屬。
　　
　　陪伴林欣的那幾天，我總在醫院周圍的路上看到行色匆匆的人，手里提著保溫瓶或者巨大的袋子。他們大多數是病人家屬：首先，看年齡說明他們是家屬；其次，他們臉上的憔悴和勞累說明他們是家屬。林欣和她弟弟也是其中的兩名。
　　
　　而我們，還是害怕爸爸們，哪怕是一個病重的林欣爸爸。我覺得那個躺在床上的男人，還是很可能會看不慣我的一舉一動。“走路時背挺直！”“拿個東西都不利索！”我“腦補”他的臺詞，可是現在他老了，衰弱地躺在病床上，沒有多余的力氣來批評我們。
　　
　　林欣當然也和我一樣，手足無措，驚慌無神。她雖人到中年，但在父親眼中仍然是嬌氣無能的小女兒。
　　
　　到了晚上，當我們坐在出租屋里的床上，燈下對視，竟然不知道說什么好。這個情形，就像老杜經歷過的那樣：“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發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想起以前，我們相聚在酒店房間里，在燈下鋪開一整床的衣服和飾品，和對方交換著自己五彩斑斕的生活。
　　
　　現如今，我們坐在快捷酒店簡陋的床邊，角落里飄出濃濃的中藥味道，不遠的醫院里躺著走近死亡的父親。我們自己，穿著方便步行的平底鞋、運動褲，頭上也有點兒白頭發了，還沒時間去染。
　　
　　誰能想到，鬧翻臉的兩個兒時伙伴，再相逢竟是在如此狼狽的時候。
　　
　　我當然早已經完全原諒林欣了。
　　
　　說起來那些年，各自的脾氣也被生活教訓得差不多了。要用這么長的時間，我們才發現，少年時代有多任性。
　　
　　想吵架就吵架，想翻臉就翻臉，想失約就失約。因為覺得，再怎么吵，最終都能被原諒；失了約，對方能等你；翻了臉，也能隨時翻回來。甚至人脈散盡，也無所謂，因為后臺很硬——父母強健，壁壘如山。
　　
　　命運的庇蔭，甚至使我們曾經產生幻覺，覺得自己在很多事上有豁免權。
　　
　　我們為自己無知而狂妄的陳年往事，試圖彼此道個歉。一方遲疑地開了個頭，另一方含糊地接應了，幾乎同一瞬間，彼此同時打斷對方——喉嚨里的魚骨頭被一只鑷子取了出來。我仿佛看到我媽在虛空中，無奈而欣慰地對我們一笑：“好吧，你們說是辯論，就是辯論吧。”
　　
　　我決心不再做嚴厲的人了。生活對我們已經夠嚴厲了。中年如此倉皇，我們應該像保存雪夜的火種那樣，保存人世間所有的善意。我只想前嫌盡釋。
　　
　　詩人奧登有一句詩：“我們必須相親相愛，否則就會死亡。”我一直覺得這不是一句情詩，而是一個在逆境或者孤獨中的人，寫給同類的詩。
　　
　　在此時，我又想起了這一句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