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1969年2月，地點是波士頓北面的劍橋。當時我沒有立即寫出來，因為我第一個想法是要把它忘卻，免得說蠢話。如今到了1972年，我想如果寫出來，別人會把它看作故事，時間一久，我自己或許也會當成故事。
　　
　　事情進行時，我覺得不合情理，在此后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對頭。但這并不是說別人聽了也會震驚。
　　
　　那是上午十點鐘光景，我坐在查爾斯河邊的一條長椅上，右面五百米左右有一座不知什么名稱的高層建筑。灰色的河水挾帶著長長的冰凌，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時間的流逝，兩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認為學生們對我下午的講課很感興趣。附近一個人都沒有。
　　
　　我突然覺得當時的情景以前早已有過，我的長椅的另一頭坐著另一個人。我寧愿獨自待著，但不想馬上站起來走開，以免使人難堪。另一個人自得其樂地吹起了口哨，那天上午的許多揪心事就從那一刻開始了。他吹的，或者試圖吹的口哨，是埃利亞斯·雷古萊斯的《廢墟》的配樂。樂曲的調子把我帶到一個已經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爾瓦羅·拉菲努爾。接著他念起詞句來，那是開頭一節十行詩的詞句。聲音不是拉菲努爾的，但是學拉菲努爾，我驚駭地辨出了相似之處。
　　
　　雷古萊斯，烏拉圭醫師、詩人和劇作家。
　　
　　我湊近對他說：“先生，您是烏拉圭人還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過從1914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內瓦。”他回答道。
　　
　　靜默了好久，我又問他：“住在馬拉紐街十七號，俄國教堂對面？”
　　
　　他回說不錯。
　　
　　“那么說，”我蠻有把握地說，“您就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我也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我們目前是1969年，在劍橋市。”
　　
　　“不對。”他用我的聲音回答，聲音顯得有些遙遠。過了片刻，他堅持說，“我現在在日內瓦，坐在羅丹諾河邊的一條長椅上。奇怪的是我們兩個相像，不過您年紀比我大得多，頭發也灰白了。”
　　
　　我回說：“我可以向你證明我不是瞎說，我可以告訴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里有一個銀制的馬黛茶罐，底部是盤蛇裝飾，是我們的曾祖父從秘魯帶回來的。鞍架上還掛著一個銀臉盆，你房間里的柜子里擺了兩排書，蘭恩版三卷本的《一千零一夜》，鋼版插圖，章與章之間有小號字的注釋，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倫的《日耳曼地方志》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爾出版社出的《堂吉訶德》，里韋拉·英達爾特的《血欄板》，扉頁上有作者題詞，卡萊爾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爾傳》，還有一冊藏在別的書后面的平裝本的有關巴爾干民族性風俗的書。我還記得杜博格廣場房屋一層樓的傍晚的情景。”
　　
　　“不是杜博格，是杜福爾。”他糾正說。
　　
　　“好吧，杜福爾。這些證明還不夠嗎？”
　　
　　“不夠，”他回道，“這些證明不說明任何問題。如果我在做夢的話，你當然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長長的清單根本沒有用。”
　　
　　他反駁得有道理。我說：“如果今天早晨我們的邂逅都是夢境，那么我們兩人中間的每一個都得認為做夢的是他自己。也許我們已經清醒，也許我們還在做夢。與此同時，我們的責任顯然是接受夢境，正如我們已經接受了這個宇宙，承認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能用眼睛看東西，能呼吸一樣。”
　　
　　“假如我們繼續做夢呢？”他急切地問道。
　　
　　為了讓他和我自己安心，我裝出絕不存在的鎮靜。我對他說：“我的夢已經持續了七十年。說到頭，蘇醒時每人都會發現自我。我們現在的情況正是這樣，只不過我們是兩個人罷了。你想不想稍稍了解一下我的過去，也就是等待著你的未來？”
　　
　　他不作聲，但是點頭同意了。我有點顛三倒四地接著說：“母親身體硬朗，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查爾加斯一馬伊普街的老家，不過父親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死于心臟病。先前中風后半身不遂，左手擱在右手上面，像是孩子的軟弱無力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他最后活得不耐煩了，但是從不抱怨。祖母也死在那幢房子里，臨終前幾天，她把我們都叫到床前，對我們說：‘我是個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經入土了。這種事太平常了，你們誰都不必大驚小怪。’諾拉，你的妹妹，結了婚，有兩個孩子。順便問一句，家里人怎么樣？”
　　
　　“挺好。父親還老是取笑宗教信仰。昨晚還說耶穌和高喬人一樣，不愿意受牽連，因此總是用寓言傳教。”
　　
　　他遲疑了片刻，問我：“您呢？”
　　
　　“我不知道你寫了多少本書，只知道數目太多。你寫的詩只討你自己喜歡，寫的短篇小說又太離奇。你還像父親和我們家族許多別的成員那樣講課。”
　　
　　使我高興的是他只字不問我出版的書的成敗。我換了口氣，接著說：“至于歷史——又有一次大戰，交戰各方幾乎還是那幾個國家。法國很快就投降了，英國和美國對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德國獨裁者發起一場戰役，是滑鐵盧戰役的重演。1946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又出了一個羅薩斯，和我們那位親戚很相像。1955年，科爾多瓦省挽救了我們，正如恩特雷里奧斯以前挽救過我們一樣。現在情況不妙，俄國正在霸占全球，美國迷信民主，下不了當帝國的決心。我們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土氣，既土里土氣，又自以為了不起，仿佛不睜開眼睛看看外面。如果學校里不開拉丁文課程，改教瓜拉尼土語，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我發現他根本不注意聽我講話，對于不可能而又千真萬確的事情的恐懼把他嚇住了。我沒有子女，對這可憐的小伙子感到一種眷戀之情，覺得他比我親生的兒子還親切。我見他手里捏著一本書，我問他是什么書。
　　
　　“費奧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惡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無賣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那本書怎么樣？”
　　
　　我話一出口馬上覺得問得有些唐突。
　　
　　“這位俄羅斯大師，”他提出自己的見解說，“比誰都更了解斯拉夫民族靈魂的迷宮。”
　　
　　這一修辭學的企圖使我覺得他情緒已經平靜。我問他還瀏覽過哪位大師的什么作品。
　　
　　他說了兩三個書名，包括《雙重人格》。
　　
　　我問他閱讀時是否像看約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樣能清晰地區別書中人物，還問他有沒有通讀全集的打算。
　　
　　“說實話，沒有。”他略感詫異地回答。
　　
　　我問他在寫什么，他說他正在寫一本詩，書名打算用《紅色的頌歌》。他還想到《紅色的旋律》。
　　
　　“為什么不可以？”我對他說，“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魯文·達里奧的藍色詩集和魏爾蘭的灰色《感傷集》。”
　　
　　他不予理睬，自顧自解釋說他的詩集要歌頌全人類的博愛。當代的詩人不能不面對現實。
　　
　　我陷入沉思，接著問他是不是真的對其他所有的人有兄弟之情。比如說，對所有的殯儀館老板，所有的郵遞員，所有的潛水員，所有無家可歸的人，所有的失音的人，等等。他對我說他的集子談的是被壓迫、被遺棄的廣大群眾。
　　
　　“你所說的被壓迫、被遺棄的廣大群眾，”我說，“只是一個抽象概念。如果說有人存在，存在的只是個別的人。昨天的人已不是今天的人，某個古希臘人早已斷言。我們兩個，坐在日內瓦或者劍橋的一張長椅上，也許就是證明。”
　　
　　除了歷史的嚴格的篇章，值得回憶的事實并不需要值得回憶的詞句。一個垂死的人會回憶起幼時見過的一張版畫，即將投入戰斗的士兵談論的是泥濘的道路或軍士長。我們的處境是絕無僅有的，老實說，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我們不可避免地談起了文學，不過我談的無非是常向新聞記者們談的話題。我的另一個我喜歡發明或發現新的隱喻，我喜歡的卻是符合隱秘或明顯的類緣以及我們的想象力已經接受的隱喻。人的衰老和太陽的夕照，夢和生命，時間和水的流逝。我向他提出這個看法，幾年后我還要在一本書中加以闡明。
　　
　　他似乎沒有聽我說，突然問道：“如果您做了我，您怎么解釋說，您居然忘了1918年和一位自稱也是博爾赫斯的老先生的邂逅呢？”
　　
　　我沒有考慮過這個難題。我毫無把握地回答：“我也許會說事情太奇怪了，我試圖把它忘掉。”
　　
　　他怯生生地提了一個問題：“您的記憶力怎么樣？”
　　
　　我明白，在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小伙子眼里，七十多歲的老頭和死人相差無幾。我回說：“看來容易忘事，不過該記住的還能記住。我在學盎格羅一撒克遜文，成績不是全班最后一名。”
　　
　　我們的談話時間太長，不像是夢境。
　　
　　我突然想出一個主意。
　　
　　“我馬上可以向你證明你不是和我一起做夢，”我對他說，“仔細聽這句詩，你從未見過，可是我背得出。”
　　
　　我慢條斯理地念出那句著名的詩：星球鱗片閃閃的軀體形成蜿蜒的宇宙之蛇。
　　
　　我覺察到他驚訝得幾乎在顫抖。我低聲重復了一遍，玩味著每個閃閃發亮的字。
　　
　　“確實如此，”他囁嚅說，“我怎么也寫不出那種詩句。”
　　
　　詩的作者雨果把我們聯結起來。
　　
　　我回想起先前他曾熱切地重復沃爾特·惠特曼的一首短詩，惠特曼在其中回憶了他與人同享的、感到真正幸福的海灘上的一個夜晚。
　　
　　“如果惠特曼歌唱了那個夜晚，”我評論說，“是因為他有此向往，事實上卻沒有實現。假如我們看出一首詩表達了某種渴望，而不是敘述一件事實，那首詩就是成功之作。”
　　
　　他朝我干瞪眼。
　　
　　“您不了解，”他失聲喊道，“惠特曼不能說假話。”
　　
　　半個世紀的年齡差距并不是平白無故的。我們兩人興趣各異，讀過的書又不相同，通過我們的談話，我明白我們不可能相互理解。我們不能不正視現實，因此對話相當困難。每一個人都是對方漫畫式的仿制品。情況很不正常，不能再持續下去了。說服和爭論都是白費力氣，因為它不可避免的結局是我要成為我自己。
　　
　　我突然又記起柯爾律治的一個奇想。有人做夢去天國走了一遭，天國給了他一朵花作為證據。他醒來時，那朵花居然還在。
　　
　　我想出一個類似的辦法。
　　
　　“喂，你身邊有沒有錢？”我問他。
　　
　　“有，”他回答說，“我有二十法郎左右，今晚我要請西蒙·吉奇林斯基在鱷魚咖啡館聚聚。”
　　
　　“你對西蒙說，讓他在卡盧其行醫，救死扶傷……現在把你的硬幣給我一枚。”
　　
　　他掏出三枚銀幣和幾個小硬幣。他不明白我的用意，給了我一枚銀幣。
　　
　　我遞給他一張美國紙幣，那些紙幣大小一律，面值卻有很大差別。他仔細察看。
　　
　　“不可能，”他嚷道，“鈔票上的年份是1974年。”（幾個月后，有人告訴我美元上不印年份。）
　　
　　“這簡直是個奇跡，”他終于說，“奇跡使人恐懼，親眼看到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復活的人也會嚇呆的。”
　　
　　我們一點沒有變，我想道，總是引用書上的典故。
　　
　　他撕碎鈔票，收起了那枚銀幣。
　　
　　我決定把銀幣扔到河里。銀幣扔進銀白色的河里，畫出一道弧線，然后消失不見，本可以給我的故事增添一個鮮明的形象，但是命運不希望如此。
　　
　　我回說超自然的事情如果出現兩次就不嚇人了。我提出第二天再見面，在兩個時代、兩個地點的同一條長椅上碰頭。
　　
　　他立即答應了，他沒有看表，卻說他已經耽誤了時間。我們兩人都沒有說真話，每人都知道對方在撒謊。我對他說有人要找我。
　　
　　“找你？”他問道。
　　
　　“不錯。等你到了我的年紀，你也會幾乎完全失明。你只能看見黃顏色和明暗，你不必擔心。逐漸失明并不是悲慘的事情，那像是夏季天黑得很慢。”
　　
　　我們沒有握手便告別了。第二天，我沒有去。另一個人也不會去。
　　
　　我對這次邂逅思考了許多，誰也沒有告訴。我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邂逅是確有其事，但是另一個人是在夢中和我談話，因此可能忘掉我；我是清醒時同他談話，因此回憶起這件事就使我煩惱。
　　
　　另一個人夢見了我，但是夢見得不真切。現在我明白他夢見了美元上不可能出現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