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課鈴響，復旦大學“古典詩詞導讀”的課堂里擠進來一個男生，他背著雙肩包，找到教室中間的一級臺階坐了下來，拿出一個厚本子放在膝蓋上，腰桿筆直。
　　
　　在這個課堂上，他的身影并不陌生，每節課準時出現，一節不落。從哲學系張汝倫老師、中文系駱玉明老師，到管理學院謝百三老師，只要是在校內很“火”的課堂上，一定能看到他。
　　
　　他叫樊羽，原是深圳某大學的本科生，18歲決定休學到復旦旁聽。兩年間，從復旦到北大，他以“游學”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教育。
　　
　　我怕學習熱情會消失
　　
　　兩年前，樊羽考入深圳一所大學，專業與金融相關。他的數學底子不好，被調劑去學數理統計，有些頭痛。咨詢了學長后，他發現，在這里讀到畢業，工作后的薪水扣除深圳生活的高成本以后，所剩無幾。考慮到未來的生活，他的厭學之心更重了。
　　
　　“最可怕的是，上了大半學期課以后，我發現自己根本就不想學習了，上課和考試都可以敷衍，看不到感興趣的東西，學習熱情慢慢沒有了。人應該是要活到老學到老的，但是如果現在就覺得學習是件痛苦的事，那畢業以后肯定也不會自己找書去讀了。”
　　
　　看著室友打游戲、坐在課堂上發呆，時間匆匆而逝，他想逃走。在上海轉過一圈后，他決定去復旦旁聽。當被問及做決定時是否糾結過，他說：“沒有糾結，你覺得別人為什么會糾結？”
　　
　　樊羽的小學和初中同學知道他的選擇后，一點也不詫異，覺得這就是他能做出來的事。
　　
　　小學五六年級，每次老師提問，如果大部分同學都選A，只有兩三個選B，他一定是那兩三個之一，“錯的那兩三個，是我；對的那兩三個，也是我。這不是故意的，我當時真的就是那么想的”。
　　
　　從小父母對他的管教相對寬松，幾乎每個假期他都不會老老實實在家待著。記得有一年放假，他想起家里曾來過一個叔叔，住在他沒去過的城市，就跟爸爸請示要去他家玩，后來聯系了一下，就去了。
　　
　　能出來“游學”，樊羽最感謝的人就是父母，他們在經濟上支持他，容許他走自己想走的路。雖然媽媽始終有些擔心，但爸爸和姐姐堅決支持：“男孩子就是應該出去闖闖，見見世面。”
　　
　　只聽名師的課
　　
　　在上海和北京，他都租房住在學校附近，每月600塊錢，但是北京的住宿條件更差些，三四個人擠在15平方米的隔間里—雖然家庭條件還可以，但樊羽每月的生活費控制在1500元左右，和普通在校大學生差不多。
　　
　　初到上海，他只認識姐姐在復旦讀研時的一個同學，她向他推薦了哲學系名師張汝倫教授的課。“一聽，真的很好”，接下來從“國學概論”到“四書精讀”，他連著聽了張老師3個學期的課。
　　
　　像這樣一個老師的課聽兩學期以上的，在樊羽的課表中并非獨此一例。還有中文系駱玉明老師和哲學系王德峰老師，前者講“古典詩詞和魏晉風度”，后者講“哲學導讀和大學精神”，樊羽都聽得很投入，也漸漸形成了自己的價值觀。
　　
　　在復旦，長期旁聽的人大都會對人文學科某些老師的精彩授課有無窮的興趣。樊羽在課堂上會經常遇到另一個旁聽生董健，他是復旦計算機專業本科畢業生，工作幾年后，辭職回來旁聽，只學歷史、中文等人文學科的課，到現在已旁聽多年，他的下一個目標是去埃及旅行。
　　
　　旁聽生們在逃離了學分功利化的土壤后，希望在人文名師的課堂中尋求一種精神上的沉淀和滿足。這些極少數的主動求學的“游學”者，作為一種提醒的力量，給校園內為了文憑奔波的“大多數”帶來了無法避免的沖擊和反思。
　　
　　從復旦到北大，都有很多知道樊羽的經歷后愿意幫助他的學生，“他們覺得，嗯……用他們的詞，是‘羨慕’”。
　　
　　在朋友的推薦下，樊羽不斷充實著自己的課表，哲學、中文、歷史、經濟、管理、政治……什么專業的課他都有興趣去聽，只要老師講得好。每學期，他固定去聽的課程有10門之多，還有六七門偶爾去聽，連雙休日都排滿了。兩年下來，如果算學分，他已經可以本科畢業了。
　　
　　同時，他也積極地去參加同濟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的各種活動和講座，業余時間排得很滿。到北大后他也依然如故，參加社團活動，沉醉于北大百年講堂的話劇和音樂會中，臨走的時候，手里還拿著剛買的孟京輝的話劇票。
　　
　　當然，“旁聽”他也有自己的重點。
　　
　　到北京后，樊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哲學、國際政治和企業管理上。“我喜歡學企業管理，因為覺得這個最實在，看得見摸得著，可以自己去實踐；我家是做生意的，學這些也可以幫到家里。”
　　
　　他也喜歡聽人民大學管理學院包政老師的課。包老師被譽為“經管類咨詢師第一人”，讀MBA的學生都搶選他的課。包老師講課深入淺出，讓始終對管理感興趣的樊羽受益頗多。
　　
　　旁聽生的江湖
　　
　　自1898年創辦京師大學堂至今，旁聽生就是北大校園內的一個常見群體。任繼愈先生曾這樣回憶老北大的旁聽生：“當時北大校門任人出入，教室任人聽課，圖書館閱覽室也任人閱讀。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員，都可以走進來，坐下就看書，無人干涉。”老北大旁聽生的名氣甚至不在正規生之下，比如沈從文、胡也頻、丁玲、馮雪峰、柔石等。
　　
　　如今在北大旁聽的人數，仍遠多于其他高校。比如在周其仁老師的課堂上，旁聽生就占據了大半個教室。旁聽生過多在校內也引發了諸般爭議，一方面，他們搶占了校內有限的教學資源，以至于在校選課的學生沒有座位，叫苦不迭；另一方面，旁聽生的素質參差不齊，樊羽就曾看到在周其仁老師的課上，兩個旁聽生爭執起來，甚至摔杯子，讓周圍同學十分驚詫。
　　
　　在這種情況下，旁聽生難免有時會受點委屈。樊羽在人民大學聽一門商務類的課時，老師管理嚴格，不允許旁聽，當眾把連他在內的幾個旁聽生趕出了教室。后來他們還想渾水摸魚再試試，但都被認了出來，被趕了幾次以后也就死心了。
　　
　　在這兩年中，樊羽遇到過形形色色的旁聽生，有考博考研的學生、跨專業的在校生、學校周圍上班的白領們，還有像他這樣出來“游學”深造的。
　　
　　讓他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孩。她出生在書香世家，父母都是教師，從小教她讀書，學習“十三經”“二十四史”。她拒絕高考，高中畢業后開始了在北大專聽國學的“游學”生涯。
　　
　　這個暑假以后，樊羽就要結束自己的“游學”生涯了，接下來該怎么走，他沒有太多計劃。
　　
　　如果媽媽堅持認為本科文憑是重要的，他就回學校去把學業完成，雖然他自己覺得沒這個必要；如果家人允許，他想四處走走，看看以前的朋友和同學，要是他們的工作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就留下來上班。
　　
　　“我覺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多，不是說能力很強，而是能養活自己、照顧家人，就夠了，沒必要給自己太大壓力，或者說被工作困住。”至于投簡歷、筆試、面試這些普通大學生找工作的流程，他從來沒覺得和自己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