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過去了，他還沒有過去。
　　
　　現在他的身份是高雄市某醫師的父親，孫女回來時還依照舊俗與全家拍個照。多數時候他只是一個人孤零零地獨居在南臺灣的某個鄉下，與家人不溝通，不來往。
　　
　　城市的燈光囂張又喧嚷地在他身邊亮起，取代了當年的炮火。五顏六色的招牌照亮城市每個角落，但他的人生始終是黑白的，甚至始終是一出默劇。他不能期待，不可言語——太多話會攪動人生無法承受的沉痛與悔恨。十六歲時被拉夫，二十歲來臺，今年八十三歲了。一晃眼，人生唯一允許自己激動的只有兩岸開放探親時，迫不及待地奔至香港探看媽媽。媽媽啊，你身上的味道兒子四十年沒聞到了，離家時連和你跪別的孝道，兒子都沒做到！
　　
　　一個甲子過去，當年一塊被拉夫的，有的戰死在壕溝，有的負了傷，勉強背上一段路，身子越來越沉，放下一探鼻孔，才知斷氣了。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時日好快又好慢。每度過一分鐘，就多死一名弟兄。二十歲的青春，生命竟是倒數的，每天都在想，下一個死亡的可能是自己。沒想到來到一個陌生的島嶼，竟然一住就是六十三年。應瞬間消逝的生命，竟也這樣拖拖拉拉沒有消逝，過了六十三年。
　　
　　于是，組個家，但與妻情感不睦，與兒大鬧一場，甚至登報聲明“某子從此與本人無關”。分離又怎么樣？人生早在六十年前已報廢了一半，故鄉早已是一個永遠回不去的地方，死亡是常有的事，至于孤獨，唉，太小的事了！
　　
　　今年父親節，我收到一封高雄徐醫師寄來的信，描述以上他與父親的故事。徐醫師現年五十歲，五十年人生里與父親的關系不是埋怨就是沖突，父子關系惡劣至爸爸登報與他脫離父子關系。母親為了袒護兒子，也與父親鬧翻了。徐醫師的父親這幾年一直過著孤單的生活——年少顛沛，年老孤寂，家人也逐漸放棄了對他的關心。徐父每日唯一的精神寄托是收聽我的廣播節目《文茜的異想世界》，跟著一個老了但愛浪漫的女孩聽音樂，獲取世界資訊，聆聽不同人的故事。
　　
　　父親節那一天，徐醫師通過東森財經臺總監李惠惠找到我，提出了一個很特別、很感人的請求——這么多年了，他想向父親表達敬意，但他說不出口。一個已經不習慣表露情感的兒子，想借由一名陌生女子告訴爸爸：“爸爸，在大時代的背景下，我們知道你的辛苦……請文茜小姐代為轉達我們全家人對父親的敬意。”
　　
　　徐醫師請我代念的信內容大致如下：
　　
　　好久沒有如此開心地醒來，
　　
　　哼著哼著：淡淡的三月天，杜鵑花開在山坡上……
　　
　　一首幾十年沒哼過的老歌……
　　
　　好熟好美……
　　
　　哥哥你打勝仗回來，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頭發上……
　　
　　很氣，非常氣，為什么總扯上了戰爭，
　　
　　誰寫的……
　　
　　淚光中映出了爸爸這一生的經歷，
　　
　　那個烽火連天，少小就離家……
　　
　　破碎的年代
　　
　　……
　　
　　再大的痛也絕不哭
　　
　　不會哭、會忍，是我的爹
　　
　　……
　　
　　幾十年沒流淚了
　　
　　……
　　
　　我在廣播中朗讀后，徐醫師寫了一封非常親切的信給我，并客氣地附送一大盒吳寶春面包。他說，很高興這個父親節是五十年來他們父子最相愛的父親節。
　　
　　面包盒里，放著一張徐醫師的全家福。徐父安靜地坐著，頭發蒼白，臉頰圓潤，無甚表情。旁人看不出風霜，望不著悔恨，只知西風殘照，歲月也殘照，畢竟八十三歲了，他已習得平靜。
　　
　　照片中徐父的嘴唇緊閉，事實上，他已沉默一生。他唯獨喜歡聽一個愛說話的（老）女孩的廣播——她的時代有歌、有笑、有淚，但老先生的時代，只有蒼涼、悲壯。流淚不是他們僅有的權利，笑，只有人生絕望時才仰天狂笑。狂笑上天，也責問上天：這是什么時代？為何對中國人開這么一個大玩笑？活過二戰，再來一場更殘酷的國共內戰？
　　
　　徐醫師與他父親的悲劇不是唯一的。他們父子尚可沖突，尚可埋怨，五十年后，還來得及表達敬意，王應文則連這樣的機會也沒有。
　　
　　王應文的父親王生明，是1955年“一江山島戰役”的國民黨軍司令。當時抗美援朝已結束兩年，美軍決定協防臺灣，轉向支持蔣介石。1949年蔣介石雖已失去對大多數中國大陸領土的統治權，但仍有1500公里海岸線上的島嶼掌握在蔣介石軍隊手中，從浙江臺州灣的大陳島、一江山島，南至金門、馬祖及臺灣。1955年王生明接獲命令“死守一江山”，等同一紙軍中死亡令。于是從大陳島出發前，一行人特別被允許先回臺灣探望妻小，并由蔣介石頒贈勛章。他們是臺灣當年的“神風特攻隊”，要打一場打不贏的戰爭，打一場絕望的戰役。勛章掛在胸前，換王生明司令的一條命。
　　
　　出發前，王生明一家拍了一張全家福。那個時代臺北的照相館不多，多集中于衡陽路。一個照相館老板多年后回憶：前來拍照的往往不是有錢人，而是窮困的軍人。拍的全家福中多半除了不識事的孩子以外，丈夫、太太均無笑意，有的臉上掛著生離死別的悲傷，有的只差沒淚流滿面。
　　
　　王生明的全家福上妻子滿臉悲凄，先生表情蒼茫，只有兒子王應文，大大的眼睛瞪著鏡頭，就怕自己錯過了那一瞬間。
　　
　　在旺旺中時集團拍攝的紀錄片《最后島嶼》中，王應文回憶了與父親的最后一別。父子二人走到基隆碼頭，輪船已停泊在岸邊，這里已是馬路的盡頭，也是父子緣分的盡頭。父親舍不得就此分離，于是拉起不到十五歲的兒子的手。一切近在咫尺，戰火即將燃起。父親不知如何與一個尚未長大的孩子告別，于是又回頭走了幾步，送兒子至路邊車站。頓時，天下起了大雨，在空曠的碼頭——沒法避雨的時間，沒法避雨的地點，雨嘩啦嘩啦淋濕了父子二人。父親的眼淚這才止不住地流下，在雨中盡情地宣泄他的悲傷。
　　
　　時光幽暗，萬般不舍，無助的父親此時只能掏出口袋中的手帕，試圖遮擋根本擋不住的大雨。這是生命光芒走向微弱的父親能為兒子做的最后一件事。大雨滂沱，像一個擋不住的大時代，父親必須履行他的職責，走上他的末路，出演他的悲劇，完成他的壯烈人生。手帕那么小，但代表了一個父親無力卻最感人的祝福。
　　
　　王應文如今年已七十，還藏著當年的手帕，接受《最后島嶼》紀錄片訪問時，告白了一段終身遺憾：“我真后悔，當時沒有緊緊地擁抱父親。”聲聲哽咽，眉間扭曲，他在呼喚一個叫不回的時代。
　　
　　往事如煙，那是對我們而言；而對歷經戰火劫難的一代，昨日其實一直近在咫尺。我認識多位與徐醫師父親有類似經歷的老兵，在由時光堆積而成的歲月里，他們多半選擇沉默以對，以不語和那驚心動魄的痛心回憶保持距離。只有月迷津渡，人一下恍惚時，才意識到自己已永遠逃離了那場難以言喻的生離死別。
　　
　　當時的他們，多半僅有十五至二十歲，是還沒真正長大的小娃兒。
　　
　　于是每個類似的家庭，都有一位沉默、不會表達情感，甚至表面上好似不會愛人，也不懂得愛的父親。
　　
　　他們永遠只選擇站在世間蒼茫的對岸，不回憶，人生就是一條陌路。
　　
　　一直走下去，走下去，走下去……走到有一天，他的孩子們終于明白時，奔向他，給他一個最后的擁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