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哲學家，也是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先進人物之一。他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在《孫文學說》里邊。其著作，國民黨統治時期編為《中山全書》、《總理全集》，解放后編為《孫中山選集》。

孫中山在哲學思想上，提出宇宙進化論的思想。他根據生物進化論、細胞學說、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理論，認為“進化者，自然之道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物種進化之原則也。”(《孫中山選集》第141頁)指出世界進化經過三個時期，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據最近科學家所考得者，則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生物之元子，學者多譯之為細胞，而作者今特創名之曰生元；蓋取生物元始之意也。”(同上書，第109－110頁)肯定生命起源于細胞(生元)，細胞是“生物之元子”，“人身結構之精妙神奇者，生元為之也；人性之聰明知覺者，生元發之也；動植物狀態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議者，生元之構造物也。”(同上)他以進化論觀點論述了地球的起源，物種的進化，以及人類的起源和發展，這是唯物主義進化的自然觀。在“體”與“用”的關系上，肯定物質是“體”，精神是“用”。說“中國學者亦恒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為體，屬于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為用，由人之精神為之”(《軍人精神教育》)。他把物質說成是“體”，把精神說成是“用”，指出沒有物質之“體”，也就沒有精神之“用”這是唯物主義的觀點。但又說：“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也。”(同上)這說明“用”并不是由“體”派生的，“體”和“用”同樣是獨立存在的。在認識論上，提出“知難行易”思想。認為“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孫中山選集》第147頁)就是說，“知難行易”是普遍存在的。強調“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回翻復證明，無可疑義矣。”(同上書，第149頁)并批駁了“知易行難”和“知行合一”的觀點。指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是“似是而非之說，實與真理相背馳”(同上書，第107頁)。這種思想深中于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于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還認為行在先，知在后，知是從行中來的，只有參加革命后，才能得到革命道理，“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同上書，第144頁)為了重視行在認識中的作用，強調“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反對“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的思想。在社會歷史觀上，提出民生史觀。認為“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同上書，第775頁)。所謂“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同上書，第765頁)“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同上書，第781頁)由于不能正確說明歷史發展的動力，從而陷入唯心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