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同光派

活動于清末和辛亥革命后一段時期的一個詩歌流派。因始于清同治、光緒年間，故得此名。其代表人物有陳三立、陳衍、沈曾植，陳寶琛、鄭孝胥等。陳衍曾在《石遺室詩話》中把這些同治、光緒以來的詩人稱為“同光體”，因而后人遂以此作為這一詩派的名稱。

“同光派”的興起，帶有濃厚的復古氣味;它作為晚清詩文改良派的對立面，是一種勢力較大的擬古主義詩派。其復古詩風流行于封建官僚和清末的遺老遺少之間，在當時有較大影響。這派詩人的文學主張同道光、咸豐年間的“宋詩派”一脈相承，用陳衍的話說，就是他們這些“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象“宋詩派”那樣以摹擬蘇黃為能事。從創作實踐上看，這派詩人多把宋代江西詩派奉為經典，專事于形式上的摹擬。陳三立強調“避俗避熟，力求生澀”，創作內容上流露出對現實社會變革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感慨，藝術表現上則運之以生硬晦澀的造詞遣意，是“生澀奧衍”詩風的代表。陳衍的詩雖不無可取之處，但是總體觀之，表現了他對改良運動的憎恨和對現實新潮的不滿;詩風枯淡迂緩，缺乏生氣。更有甚者，搬弄典故，堆砌辭藻，以故紙材料作詩，令人難以卒讀。

從文學理論上看，陳衍的詩文評論，較為集中地體現了此派詩人的美學主張。首先，陳衍對宋詩運動在清代封建正統詩壇上的地位大加吹捧，提到詩壇宗主的地位。對江西派詩人大力鼓吹，提倡在詩中堆垛學問，如黃庭堅及宋詩派那樣，把掉書袋當作寫詩之能事。其次，他還提倡所謂“性情”和“避俗”等，把詩歌創作作為通向“荒寒之路”的門徑。不僅反映了他們的逃避現實的消極創作傾向，而且表現了他們對新的歷史潮流難以理解和順應的沒落思想情緒。同時，陳衍還提出了極端的“免俗”理論。倡雅反俗，以此要求詩歌創作，借以維護封建正統文藝。這樣就把詩歌的藝術語言引向了極端的晦澀和險僻，形成一種“雅尚險奧”的詩風。總之，要以擬古主義的手法，險僻生澀的詩風，把詩歌創作引向“荒寒之路”， 這就是陳衍及其“同光派”文學理論的根本實質。當然， “同光派”詩人在早期有不少人思想上傾向于進步，在創作實踐和理論觀點上也不盡相同，有些仍有其合理之處，如陳衍對文學創作的藝術性有不少獨到的分析，談藝強調“精微”，論詩講究“處處有意，處處有結構”，這些都是應當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