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袁宏道

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今湖北公安縣)人，明代詩人，公安派主將。有《袁中郎集》。他在哲學上沿襲李贄的反傳統、反禮教路線，強調人的獨立意志。他的美學思想的基礎是“變”的思想。時代永在變化，作為文學活動的根基的人事物態也相應處于變化之中，因而文學也是變化的，絕不會停留于同一水平上。 “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時代之“變”決定了“法” (藝術法則)與“趣” (藝術趣味)之“變”。古不可優，后不可劣，只要各極其變，各窮其趣，便是佳品。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文學不可能停留于古代，它永遠是現代(今)的文學，今人的文學，即與現代人生存方式一同生長之文學，唯有現代文學才是真正有意義之文學。這里透露出他的相對主義美學觀，在當時打擊七子復古主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由“變”的思想出發，他把“性靈”提到了藝術本體這一最高地位。認為創作須“任性而發”，“出自性靈者為真詩”，從作家本真之心流出方是佳作。 “性靈”相當于李贄“童心”概念，指作家原本的、本真的心靈、本性，帶有強烈的個體體驗意味，即“獨抒”、“不拘格套”、 “從自己胸臆中流出”、 “性與境會”等。性靈是獨特的、反規則的、純真的個體體驗。性靈的一種超常形態是“憤”;“愁極則吟”，憤懣生出好詩。詩人感到自身失落于虛無，心中情性郁結，勃然不平，放浪山水， “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夜哭，羈人之寒起”。這種對個性化的、粗獷的、反抗的詩風的推崇，自然是對儒家文質彬彬、溫柔敦厚的保守詩風的大膽沖擊。這種沖擊也表現在他對民間詩風的倡導上。他認為民間詩“出于勞人思婦”，“故多真聲”，“情真而語直”，因而遠勝于學士大夫的無病呻吟之作。同時他反對單純的“博學詳說”，強調“會心”是創作的心理基礎： “久而胸中渙然，若有所釋焉，如醉之忽醒，而漲水之思決也。……機境偶觸，文忽生焉”。他的性靈說繼承和發展了李贄、湯顯祖、徐渭、焦竑等的“童心”說、 “性靈”說，把自陸機“緣情”說以來中國古典美學中的情感論推向到空前高度，這無疑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