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美學研究·莎士比亞化

是馬克思寫給拉薩爾的信中提出的藝術反映歷史本質真實的現實主義美學觀。

1859年，馬克思針對拉薩爾的歷史悲劇《濟金根》的創作中不從生活歷史的真實出發，而從主觀觀念出發，向他指出： “這樣，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亞化，而我認為，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了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與馬克思寫此信的同時，恩格斯也針對《濟金根》致信拉薩爾，同樣向他指出：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無論是馬克思明確提出的“莎士比亞化”，還是恩格斯語中的不要忘記莎士比亞的含義，其實質都是指著莎士比亞劇作中那種從歷史現實出發，深刻揭示五光十色的生活，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總結創作原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評拉薩爾的《濟金根》時，之所以明確地提出了藝術創作要“莎士比亞化”的著名理論，正是由于這個劇本中缺少莎士比亞劇作所含有的那種思想深度、歷史內容和藝術方法。

拉薩爾是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分子，1848年德國革命失敗以后， 他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的通過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民主主義道路，廢除反動的君主政體，建立統一、民主的共和國的路線，而主張進行普魯士王朝戰爭，由上而下地統一德國。為了宣傳他的這種政治見解，拉薩爾在1857至1858年間， 以德國1522至1523年的士瓦本、萊茵和法蘭克尼亞的騎士起義的歷史材料為題材，寫出了同情沒落騎士濟金根失敗命運的悲劇《濟金根》。濟金根本是沒落階級——騎士階級的代表人物，他以實現宗教自由和統一的口號，起來反對封建諸侯割據，企圖建立一個統一的貴族民主制的封建王朝，他的目標不過是恢復“舊日的帝國和強權”，正是因此，他的起義必然以失敗而告終，這是無可改變的歷史邏輯。然而拉薩爾在劇作中歪曲了歷史的本質，把濟金根的失敗歸因于策略上的“狡詐”和行動上的失誤，認為濟金根沒有公開挺身而出反對查理皇帝，把改革教會和帝國的口號明明白白地寫在旗幟上，因而沒有“打開那被河堤費力地阻塞著的民眾的巨流，”于是才導致了起義的失敗。拉薩爾的這種同情垂死階級失敗下場的思想，表現了明顯的歷史唯心主義，因而受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認為他這是違背了歷史實際進程和科學規律的“幻想”，在藝術上是一種從出于抽象觀念的“傳聲筒”文藝。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正中其弊。實際上，拉薩爾正是繼承了席勒作品中有時出現的圖解理想觀念的缺陷。這也主要是由拉薩爾的美學思想所致。在《濟金根》的原序中，拉薩爾明確表述了這一信念： “我認為德國戲劇通過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亞的進步，就在于他們兩個，尤其是席勒，首先創造了狹義的歷史劇”。對于席勒，盡人皆知他是德國十八世紀的著名作家，他的許多作品都具有反封建禁錮，要求自由平等的內容、 思想十分強烈，而且在創作技巧上也是非常高超的。但他的作品卻帶有明顯的從主觀觀念出發，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這種缺陷的，而只是有時在個別的作品中顯示了這種弱點。而拉薩爾在偏愛席勒的時候，卻繼承了席勒創作中的這一缺欠，并在實踐中加以發展。寫出《濟金根》這樣的作品。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面對拉薩爾的這種創作思想和《濟金根》劇作中的實際表現，向拉薩爾明確提出不要“席勒式”地表現，而要“莎士比亞化”的重要問題的。

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劇作家莎士比亞，他的作品，不論是哪一時期的，無不閃現著現實主義的光輝。他從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出發，注重歷史現實，深刻地揭示環境背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實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質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濟金根》的缺欠，提出要“莎士比亞化”，正是因為看到了莎士比亞的這些特點而才明確提出的。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括評論中可以看到， “莎士比亞化”有四個突出標志。第一，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人物被放到充分發展的現實關系中，讓人物從歷史背景走到具體生活舞臺的前景上來，彼此牽連，互相影響，同時每個人物又按自己的性格意向，承受外在的影響，表現了非常鮮明的典型性格。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看重這個特點，強調作品要表現五光十色的平民社會，使前臺的表演與歷史運動的背景能緊密結合起來，恩格斯以莎劇中的福斯塔夫與時代的密切聯系，把這種背景稱之為“福斯塔夫式的背景。”第二，莎士比亞的人物性格塑造，不少都表現了他們的發展歷程，不僅有他們自己的運動的規律，也有他們自己的變化過程，而這些又都是通過生動、豐富的情節來完成的。這就使得人物性格塑造，不僅表現了做什么的過程，更表現了怎樣做的實踐的真實性。正是基于莎士比亞的這種實踐經驗立論，兩位偉大導師批評拉薩爾筆下的濟金根等，“在性格的描寫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東西”，人物抽象化，沒有特點，有愧于十六世紀這個有突出性格的時代。第三，莎士比亞的戲劇人物性格塑造，不僅絕大多數都富有高度的典型性，性格豐滿，而且每個性格又有主導性的內容，也就是性格的核心;同時，在描繪人物性格時，還特別注意運用對比的方法，把人物互相區分得更加鮮明，憂郁的丹麥王子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但拉薩爾的濟金根就完全不同，既無主導性，又無豐富性，是一個純粹的作家以意為之的人物。第四，莎士比亞描繪人物性格時，真正寫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的人物不論是在想什么，說什么，做什么，其終歸所要顯示的是承受了現實矛盾的沖擊之后的不同的精神世界，統一于人物的性格邏輯。從這些正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濟金根》把“莎士比亞化”和“席勒式”地表現相對照，說明要“莎士比亞化”的重要美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