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美學研究·文藝的政治性與傾向性

文藝的政治性和傾向性，都是指從作品的藝術表述中顯露出來的思想內容的性質。政治性與傾向性的內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政治性，表明作品描寫的對象本身所顯示出來的政治意義，以及藝術家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政治態度，是用以估量文藝作品的政治傾向與一定階級的政治利益是否一致的范疇。傾向性則具有更寬廣的內涵，它可以包容政治傾向性，但卻大大地超出了政治傾向性的范圍。文藝反映社會生活的領域極其廣闊，藝術家的主觀世界在作品中的表現也異常豐富多樣。于是，眾多的文藝作品，各自反映的生活內容及其所蘊含的思想意義，以及藝術家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思想觀點，就呈現出復雜的情形。真正的藝術作品，總是在它所展示的有限的感性內容中，蘊含著多樣而深遠的旨趣，并不只限于政治的旨趣。事實上，大多數的文藝作品，都超出了政治的范圍，圍繞著人生、歷史、倫理、友誼、愛情等問題，體現出藝術家的思想情感與審美理想的傾向。一部文藝作品，有可能不帶政治傾向，或者沒有鮮明的政治傾向，但不能沒有一定的思想傾向。總之，政治性和傾向性這兩個概念，是在不同范圍、不同層次上用于估量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的性質與意義的范疇。

文藝的傾向性，無疑地是創作主體表現在作品中的主觀態度，然而正確的表現卻不是純主觀的表現，不能認為傾向性是藝術家附加在作品中的宣言、信條與學說。文藝的傾向性表現，應與描繪的生活現象本身所蘊含的意義，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在發現和提煉生活的意義的同時，在形象再現的過程中，滲透主體的立場、世界觀、思想情感和美學理想。正是進步的立場、正確的世界觀、崇高的思想情感和先進的美學理想，指引著藝術家去能動地發現和提煉生活的意義。藝術表現思想情感與審美理想的傾向性，是藝術審美創造的一個特點，是對象化了的主體的一個標志。

既然傾向性不是附加的，那么，藝術家就不應脫離藝術形象，把他的信條、觀點硬塞進作品，借作品來證明、傳播、解說某一種政治社會主張。恩格斯認為， “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對于文藝作品的傾向性的鑒別，也不能離開藝術形象的分析，機械地從藝術家的階級立場、政治觀點中去進行推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