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戴望舒

象征主義詩人，浙江杭縣人。曾出版《我的記憶》、 《望舒草》、 《望舒詩稿》、 《災難的歲月》四部詩集，被視為“現代派”詩的代表。在中國新詩史上， “現代派”詩形成于三十年代。1932年，施蟄存、杜衡、戴望舒負責編輯《現代》月刊，倡導象征主義的詩歌創作，嗣后戴望舒又創辦《新詩》雜志，把“現代派”這股詩潮推向頂峰，因此被看作這一詩壇的領袖。戴望舒的代表詩作《雨巷》，通過“我”在寂寥的雨巷中撐著油紙傘徬徨，心中渴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的吟唱，以浮動朦朧的音樂暗示詩人迷離惆悵的心境，表現了象征主義蔑視格律而追求內在旋律的美學特點，由此獲得“雨巷詩人”的稱號。

戴望舒的《詩論》堪稱“現代派”詩的藝術綱領。它發表于1932年出版的《現代》雜志第二卷第一期上。全文共分十七條，是作者研究歐洲象征派詩人作品的札記。

在《詩論》中戴望舒認為詩的本質是主觀抒情的，而主觀抒情的中心問題即是詩的情緒。他說：“詩應當將自己的情緒表現出來，而使人感到一種東西，詩本身就象是一個生物，不是無生物。”他既強調詩的主觀性，認為它是發自靈魂深處的心靈的歌唱，又強調詩的抒情性，號召詩人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使抽象的情緒為人感知。他重視情緒的創新，認為： “新的詩應該有新的情緒和表現這種情緒的形式”， “新詩最重要的是詩情上的變異”。他也重視想象的真實，認為： “詩是由真實經過想象而出來，不單是真實，亦不單是想象”，二者缺一不可。在詩的情緒和形式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他認為形式應該服從情緒。他所注重的是在情緒和感覺的總體里去尋求詩意的體驗，他說： “詩不是某一官感的享樂，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東西”，“全官感”也是戴望舒詩歌藝術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他看來，詩歌的形式只是外表的裝飾， “不應該有只是炫奇的裝飾癖，那是不永存的”。 “倘把詩的情緒去適應呆滯的，表面的舊規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別人的鞋子一樣。愚劣的人們削足適履，比較聰明一點的人選擇合腳的鞋子，但智者卻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腳的鞋子”。另外，對于詩歌形式的具體運用，他還有很多主張，如：“詩不能借重音樂，它應該去了音樂的成份”。 “詩的韻律不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即在詩情的程度上”， “韻和整齊的字句會妨礙詩情，或使詩成為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