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李東陽

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今屬湖南)人。天順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立朝五十年，門生眾多，以宰臣地位領袖文壇，是明七子前反對“臺閣體”的大宗派，“茶陵派”首領。著有《懷麓堂集》，內有《詩話》一卷。

由于處在“臺閣體”與七子的歷史轉變過程中，其文學主張亦帶有過渡的色彩，既有因襲“臺閣體”的一面，亦有倡導宗唐復古的一面。他不滿以點綴升平為能事，且又雍容典雅、平庸呆板的“臺閣體”，但其加以糾正的正面主張卻不是從現實出發，而是極力提倡以唐為法，以杜為宗。在此同時，又簡單否定了唐以外各個時代詩歌的成就。他的宗唐宗杜，并非學其以詩反映現實生活，而僅是從形式著眼，對唐詩的尊崇也在音律節奏方面。他在《詩話》中說： “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為杜學也。”從這出發學杜，自然只得皮毛，不得其神髓。李的形式主義宗唐法杜的觀點，直接影響了七子的復古主義理論。王世貞說： “長沙(李東陽)之于何(景明)、李(夢陽)，其陳涉之啟漢高乎。”李東陽創作上講“法度”， “得于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七子則侈談“法度”。但李雖力主宗唐法杜，卻反對機械摹擬，這與七子的復古模擬論又有所不同。

另外，李東陽論詩，也有一些精辟的見解。其一，他強調詩歌創作中音樂美的重要性，認為原始詩歌的產生最初是與樂合而為一的。“樂始于詩，終于律。”詩是樂的歌詞，歌詞不能離開“樂”而存在。對“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作了進一步發揮和闡述。其二，他繼承了柳宗元關于詩不同于一般哲理文章的見解，并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認為“詩與文不同體”， “詩與文各有體，而每病……不能相通”。詩與論說文不同在“暢達情思，感發志氣。”這較好地說明了詩與文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