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與羅望子的相識，多少有些滑稽，真人和名字搞混了。20世紀80年代有很多轟轟烈烈的事，記得有兩件事突然流行起來，一個是上海的“甲肝”暴發，勢頭兇猛，傳得有鼻子有眼，非常嚇唬人，一桌上吃飯，聽見上海口音就擔心。還有一個是新冒出一撥批評家，都是青年才俊，都是雙打選手，吳亮、程德培、張陵、李潔非、王干、費振鐘、汪政、曉華，批評文章如雨后春筍，到處都是這幫家伙的文字。

當時《雨花》在無錫開了一次筆會，我作為文壇新人有幸參加，有幸遭遇一些當紅的文學新星。王干和費振鐘此前見過，不用介紹。大多數不認識，胡亂握手，汪政和羅望子是一起來的，我不知道汪政和曉華是一對夫婦，想當然地認為那個與汪政一起過來的人，就是曉華。因為其他雙打選手都是男的，根本沒想到還會有混合雙打。那時候，汪政和羅望子形影不離，很親密，都是蘇北的，都是同學，都還有點兒稚氣未脫的學生模樣，王干和費振鐘就是同學搭檔，我自以為是地認定這兩人也是。

一錯很多年，后來汪政夫婦到我們家來做客，才把這個結解開。羅望子的本名叫周誠，這個名字也讓人糾結，跟他認識又過了很多年，才知道這個本名。作家一旦用筆名成名，本名就是問題。甚至我寫這篇文章，也要再琢磨一下，才敢最后確定。毫無疑問，羅望子和周誠很容易引起混亂，拿稿費和買機票必有麻煩。我們單位當官的經常換，我敢肯定，領導同志也會有跟我一樣的困惑。

第一印象往往會有錯誤，首先是把名字搞混了。其次，是覺得這人老實。那次無錫會議，與會的青年批評家特別不老實，一個個氣焰囂張，一個個咄咄逼人，都荷爾蒙過盛，都語不驚人死不休。上海的李劼、杭州的盛子潮、我們江蘇的王干和費振鐘，還有汪政，不說是出口傷人，反正是已經傷了人。那年頭剛流行文學批評的“砍”，這幫家伙一個個都不是善茬兒，一個個不懷好意。可憐參加對話的諸位中年作家，本來還想聽番恭維，獲得幾句好話，結果風馬牛不相及，被批評得鼻青臉腫，最后只能靠喝酒碰杯解決分歧。

印象中羅望子也是青年批評家一伙，基本上沒聽他說什么。當然，我也沒說什么，在一個吵得一塌糊涂的會議上，要是你一點兒聲音都沒有，那么就等于沒參加這個會。所以我認定那位被誤認為是曉華先生的羅望子，是個很安靜的人，老實本分，文章寫得不錯，有一點兒內向，有一點兒拘謹，既老實又本分。

事實證明這些印象相當不靠譜，根本對不上號。我們熟悉以后，想到了當年就忍不住笑，什么安靜，什么內向和拘謹，包括老實本分，最多只有一點點，基本上都用在了偽裝上。大家有機會一起打撲克，他總是欺負我水平低，看不入眼，一舉一動都像是在調戲婦女，很不正經，很不嚴肅。因為趾高氣揚的激動，因為太使勁摜牌，他的牌常常會飛到桌子外面。跟他打牌，好像從來沒贏過，他贏了我也未必太高興，欺負是欺負了，對手太弱，勝之不武。

羅望子和荊歌同時進入省作協創作組，平日里，一個生活在蘇北，一個生活在蘇南。晚輩總是要吃些虧，與蘇童和我相比，連作協房子他也沒分配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到他們為止說沒有就沒有了。這很像舊時大戶人家娶小妾，好丑不管，老少不論，先入一天為大，不服氣也沒辦法。事實上，我們真正見面的機會并不多，打牌的次數更少，雖然同一口鍋里吃飯喝湯，平心而論，說熟悉熟悉，說不熟悉真不太熟悉。他好像是能喝些酒，我不善飲，就算在一起喝酒聊天，也屈指可數。

其實我挺羨慕他不在南京，南京說起來是省城，是相對大的城市，省內大多數作家都集中到此地。這種成群圈養未必就是創作的最好狀態，未必就有利于作家寫作。寫作者還是孤獨一些好，最好沒有干擾。大隱隱于市，真是有能耐的高人，在鬧市也能寫出傳世的作品。我們都是些很普通的俗人，真要有可能隱居，真要靜下以來，徹底躲避都市生活的熱鬧，對寫作顯然更有幫助。

我一直在想，羅望子和在南京的作家們寫的東西明顯不一樣，是否與他獨特的生活環境有關。他依然堅持生活在蘇北縣城，寫自己喜歡寫的文章，讀自己喜歡讀的書。時至今日，經濟生活高度發展，有了銀子，有了聲望，在哪都一樣，在哪都可以牛氣。天高皇帝遠，作為當地的文化名人，他在那如魚得水，進退自如，活得很瀟灑，早已自成了一方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