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寫作與民族記憶的話題，說得簡單點兒，就是想象與記憶、飛鳥與大地的關系問題。記憶如何在想象中閃光，想象如何在記憶中展開？這就需要一個載體。這個載體就是故事。文學作品的魅力，除了語言本身，更多地還在于帶給人的精神力量與精神指引。所以這個故事就必須不僅好看，而且要有味道。一個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必然是中國故事。因為他用漢語寫作，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中國血，做的是中國夢，他所持有的是中國經驗，闡發的是中國哲學與中國智慧。

偉大的中國故事從哪里來呢？

哈金是這樣定義偉大的中國故事（小說）的：“一部關于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確、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雖然這個定義深受偉大的美國小說的影響，我覺得還是基本到位的。但我更認同他所提出的，一個作家必須要有著偉大的文學信念。在這個信念支撐與鼓舞之下，給自己設定更為巨大的標高，向文學大師學習，并把他們當作對手來超越。一個作家的寫作進程，就是在不斷逼近偉大作品的征途。

在瑞典學院演講時，莫言自稱只是個講故事的人。事實上，每個中國作家都是在用不同文體講述故事的人。他們一邊講述著我們自己的故事，一邊在追尋偉大的中國故事，并期待著兩者的相遇與會師。怎樣講好中國故事，莫言認為，雖然局部或細節可能與現實生活相似甚至雷同，總體上和根本上還是任由講故事的人“獨斷專行”、“頤指氣使”，有意識地寫出來的。也就是說，不僅現實生活盤根錯節，創作與現實同樣是盤根錯節的關系，這要求我們創作中國故事時，在個人性與公共性之間建立起豐富與渾厚的聯系，才有意義，才能產生歷史縱深感。

民族記憶是文學創作的土壤，蘊藏著產生偉大中國故事的豐厚資源。中國故事意味著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客觀上承載了民族的精神命脈，而每個變革的時代又都是優秀傳統文化的延續。關于小說與時代，我曾經談到過：“小說已死，不是說這種文體的消亡，也不緣于人們的懶散和生存壓力，更非其他藝術門類的紛擾和其他媒介的強力侵入，而是小說本身，他的種種可能與人性上的挖掘，似乎已經探索完結。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時代與語言。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問題與風骨。每個寫作者，也都有著自己敘述的腔調與癖好。有人的地方，就永遠有小說。小說，于人而言，是對未來的一種過去式把握。”所以在創作過程中，我們既要走向民間，親近傳統，又要抓住時代特質，突破常識與俗見的約束，開辟廣闊的新領域，獲得感受現實的新視點。

另一個我們老生常談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這里的“世界”，不能簡單局限于方位地理，而是指民族記憶中的精神命脈與人類普遍經驗與崇高美學以及“人”的哲學上的對接。偉大的中國故事也好，偉大的中國小說也罷，應該提升本民族的認知經驗，對全人類富有啟迪和警醒，才能立足于世界文學之林。因此，正如格非所言，要對中國故事有所貢獻，“我們應當對世界各地的文學、文化和文明抱有開放的態度。事實上，沒有外國故事做參照，沒有其他的文明和文化來加以比較，我們又如何知道中國故事的獨特性呢？”任何傳統文化都跳不出人類經驗的范疇，文化傳統和文學傳統本身，就是世界各民族記憶的融合與淬煉，海納百川的心態，如同打開國門改革開放一樣，是因中國氣派而得中國故事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