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次回家，與母親天南海北地聊天，說到家里的人和事，不知不覺就會聊到大姑身上。大姑與父親是叔伯姊妹，比父親小三四歲，如果活著，也應該是九十開外的人了，可她在二十多年前就像一片樹葉一樣，悄悄地落到地上，“不帶走一片云彩”般的去了寧靜的天堂。幾十年間，母親只要與我們拉家事敘家常，沒有一次不說到大姑，而且總用“好人”二字來概括定音。只要說到這兒，母親臉上的表情就會自然而然凝重起來。時間久了，我從母親凝重的表情里漸漸掂出“好人”二字的分量。沉甸甸的，如一塊看不見的豐碑，矗立在娘心的高處。

大姑其實相當普通和平常，不但沒有結實如石碑一樣的身體與風采，反而十分清瘦和弱小。走路輕，說話更輕，生怕聲音一大打擾了別人。母親描寫大姑說話像貓，咪咪的，從來沒有高言語。大姑膚色細白，臉上的笑似乎與生俱來，在短短長長和粗粗細細的皺褶里蕩漾和流淌。特別是那雙沉穩和善的眼睛，像藏在山根那眼取之不盡的滴水泉，感覺只要一碰撞、一對接，便立刻有了善良定義的全部答案。即使心中有排山倒海般的冤屈或者沖冠的怒氣，瞬間也會被她那淺淺淡淡的笑融化得沒了脾氣。柔美似水的眼神在不知不覺中轉化為一種扭轉情緒和提升精神的默默力量。我驚奇她那雙含笑而不張揚的眼睛，應該是一雙超越蒙娜麗莎的眼睛，眼睛里的微笑宛如溫潤的磁石，把我還有幾個兄弟都吸到她那很少照進陽光的灰暗房子里，去享受大姑咪咪的話語。

上世紀六十年代，坐落在繁華城區的老家如同一臺布滿包漿的老鐘表，古板而又嚴肅地按照祖傳的禮序在不緊不慢地運行。父親兄弟幾個和大姑一家擁擠在一個破舊的四合院里，近三十口人在這里進進出出地過日子。那時，我家的日子相當窘迫，父親又得了奇怪惱人的眼疾。父親不愿去申請公家的救濟款或者救濟糧，更不樂意向親戚朋友祈求幫助，于是，為了吃飯，我家在青磚黑瓦的院子里創造了三個“第一”。第一個輟學做小工。第一個賣家里能用的東西。母親“憋死貓”的三件套老式嫁妝柜便換了二十斤地瓜干。大姐第一個從初中輟學，去離家近十里路的煤礦做小工。第一個率先吃樹葉。感覺什么樹葉都曾經從我們舌尖上走過。春季吃榆樹葉、槐樹葉，還有冒著奶白色汁的羊角葉，秋后就是地瓜秧、玉米棒，甚至充滿詩意的紅葉。母親的全部事情都在圍繞著“吃”進行，從早到晚，摘洗蒸淘樹葉，碾玉米棒或地瓜秧，蒸出夾雜著各種味道的窩窩頭或者菜餅子，來喂家雀般的我們姊妹五張嘴。院子里依然靜悄悄的，任太陽和月亮交替著從屋頂、樹梢、墻上、地上悄然滑過，沒有人關注和發現身邊發生的事情，即使看見了也是無可奈何。終于，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大姑出現了。她躡手躡腳走進我們昏暗窄小的屋子，從腋下掏出一個或者兩個煎餅，壓著嗓子遞給母親：“五嫂，喂喂孩子吧。”不等母親回話，就含著那絲苦澀的笑轉身閃出，沿著黢黑的墻根悄沒聲息地回到自己的屋里。接著是父親的嘆息聲和母親對著窗戶的淚花。

在那個不敢忘卻又不愿回頭看望的苦澀時間，大姑究竟給我們送了多少次煎餅和窩頭，不得而知。那時小弟只有一歲多，曾津津有味地吃大姑送來的煎餅。母親不止一次跟小弟念叨：“沒有你大姑的接濟，很難說你能不能活下來。”

大姑的家境并不比我家好多少，她膝下也有五個與我們年齡相仿的子女。只是大姑父有裁縫手藝，大姑父鄉下的老家有地種，所以生活比我們略略寬裕點。她完全可以把接濟我們的煎餅讓自己的孩子享受，因為我見到比我小兩歲的表弟啃窩頭的吃相，哪里是吃呀，是一點一點的用牙慢慢地噌，似乎那不是窩頭，而是一塊可以充饑可以解渴的神奇寶石，似乎擔心大口大口的吃嚼不出其中的滋味，失去窩頭的香氣和回味無窮的價值。

二

老家胡同外邊是城里最闊綽的大街，逢農歷三和八，大街就自然形成了人頭攢動的貿易集市。遠遠近近的人，無論鄉村的，還是城鎮的，都帶著買和賣的心思和東西向這里匯集和趕集。家長為了防止陌生人進家門，特別擔心孩子被花言巧語的人拐走（因為發生過），也防止趕集的人來院子里大小便，把破舊但干凈的院子弄出別樣的味道，或者要飯的閃進來嚇著小孩，就把大門看得緊緊的，吆喝著院子里的老老少少進進出出都要把門插緊。人畢竟有疏忽的時候，特別是剛剛上學的我們，出去進來常常忘記隨手關門。于是，趕集的人和路過的人常常進來上茅房，也有要飯的走進來，端著一只殘缺的碗，伸著顫巍巍的手在南屋的檐下使勁哀求：“大爺大娘行行好，給口啥吃吧。”那時要飯，真的是為了糊口，只要有人給一口吃的，就千恩萬謝，不像現在有些乞丐，把乞討作為發財致富的一條路徑。要飯的哀求在院子里響過幾聲，常見大姑踮著腳快步出來打發他們。大姑常常給他們半個煎餅，或者一小塊窩頭，或者半碗稀粥糊糊。不多的這些常常是一口人一頓飯的內容。然后努努嘴擺擺手讓他們快走，再把大門慢慢關好，沿著墻根回到陽光照不進的“耳房”去。

母親看到大姑打發要飯的，就自言自語說：“你大姑中午又要找借口不吃飯了。”

“耳房”是大姑的家，極其窄小的兩間東屋，緊靠在東廂房的肩下。“耳房”里除了七口人，還有兩只貓，一只純黑色，一只虎斑黃色。據說都是相當嬌貴的種。貓的來歷不怎么清楚，表姐曾說是撿來的，表弟說是從墻頭跳進來的。總之嬌貴的貓們來了就不走了，懂事似的在屋里轉悠，從來不走出大姑的房子。冬天偎在爐邊床頭，夏天趴在窗臺上或者躲在墻旮旯里打盹。院子里偶爾也有其他聲音：“人都吃不飽，還有閑情養貓。”大姑曾在嗓子眼里笑著為自己辯護：它來了不走咋辦？貓不也是一條命嗎？我見過大姑喂貓的樣子，從自己的嘴里抿出一點飯食，彎腰丟給蹲在腳下微微叫的貓，有時兩口，有時三口。貓乖乖地用舌頭舔著吃，那一點一點的吃相，很像表弟啃窩頭的樣子。

就在困難日子將要熬出來的時候，大姑家發生了塌天的事情。大姑父病了，得了比現在H7N9還嚇人的肺結核。滿院子驚慌起來。大人編些謊話阻止我們去大姑家玩耍，即使去了，大姑也依著屋門或坐在門前擋駕，笑瞇瞇地哄我們不要進屋，也把那寸步不離“耳房”的兩只貓送了人家。心細的大姑擔心那駭人的病種傳染給少不更事的我們和更不懂事的貓。樂善好施和說話幽默的大姑父，敢于嬉戲于病，每日弄剪子、尺子和布匹的大姑父終于在不停息的咳嗽聲中走了。他沒有用自己的豁達和善良戰勝讓人討厭和懼怕的肺結核，在人生最好的時候離開了溫暖的家。

大姑父的死對我刺激很大，他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從身邊逝去的親人。我曾經瞧不起甚至在背后偷偷地罵過給大姑父看病的醫生，以為他們身上的白色大褂與他們的醫術極不相稱。你不是醫生嗎？你們怎么把人醫死了呢？以至好長一段時間，見到穿白大褂的醫生，心里就逆反出憤怒的質問：你醫死過人嗎？

大姑的脊背有了與年齡不相稱的弧形，眼睛也迅速凹陷下去，說話的聲音也被貓咪的聲音覆蓋。艱辛痛苦的日子像巨石壓得瘦弱的大姑喘不過氣來。喘不過氣來也要喘。她用貓咪的聲音指揮全家開始給鞋廠糊鞋盒，糊一個一分錢。“蝸居”的“耳房”成了加工廠，桌子上、床上，窗臺上都擠滿了大大小小的鞋盒。表哥表姐還有表弟們，已經沒有空閑與同學朋友玩耍，他們的身份已經不單是學生，手里也不只拿鉛筆、橡皮和本子，鞋盒子里面盛滿了暑假寒假、陽光燈光，也盛滿了他們苦澀的幼稚童年。

已經中學畢業的表哥曾經瞪著眼睛幼稚而又嚴肅地問大姑：“啥時候咱能吃頓飽飯？”大姑為了哄表哥表弟，用望梅止渴的法子說：“你們在院子里種棵樹，樹長高了，咱就能夠想吃啥就吃啥了。”于是，表哥表弟們在東廂房屋檐下，種上了一棵期盼吃飽飯的小榆樹。

搖曳的榆樹好像通人氣解人意，顫巍巍地在那里倔強地往高處拔，與表哥表弟們一起接受苦與貧的歷練。歷練是個什么過程？為什么這苦于貧的歷練總愛在貧窮人家轉悠？為什么？究竟為什么？窮人難道天生就是來吃苦的嗎？盡管《菜根譚》說，吃得菜根，方知生命的真實。生命的真實為什么非要在苦與貧中去打磨和修煉？假如必須去吃或者去打磨，最多應該像場游戲或者戰役那樣，是個有限的過程，短也好，長也好，不能超過生命承受的底線。然而，誰來規定底線的去處與時間的短長呢？罩在大姑頭上的烏云和痛苦并沒有因大姑夫的去世而戛然終止。

就在榆樹瘋狂向上拔高、樹冠躥過屋檐的時候，表哥突然病了，又是大病，讓人毛骨悚然的敗血癥。大姑臉上已經干涸得沒有水分，笑泉似的眼睛里有了一層質問蒼天的無奈——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

表哥的早逝讓大姑的脊梁又深深地彎曲了一層。

三年走了兩人，滿院子寂靜，滿院子沉默。

三

大姑不再去理會那棵生命力頑強的榆樹，終于下決心搬家，搬出給她歡樂幸福又讓她無法承受壓抑與窒息生命的“耳房”。離開為鄉下人、外地人羨慕的鬧市胡同和規規矩矩的四合院，去了偏僻的青龍山公房。

公房不大，只有兩小間，但有了能夠照進屋里的陽光。我依舊找理由去大姑家玩耍。那年我去看她，她讓我坐在那把有些搖晃的老椅子上，自己則俯在桌子上瞅我，與我慢慢地拉家常。陽光透過方格玻璃，照進屋里，灑滿大姑身上。那身永遠整潔的青色衣服，消瘦白皙的臉龐，還有那層為無數風霜打擊歷練后的笑，淡淡靜靜如秋天山下的孝水河，似乎沒有任何波瀾經過。那笑在我看來，要么是用超人般的勇氣將巨大的痛苦壓抑著，不讓它發芽；要么已經徹底頓悟，放下了如露如電般的夢幻泡影。大姑已經很少去感嘆和念叨“人要認命”的沉悶話題，而是緊緊盯著走到她身邊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詢問生活咋樣、工作咋樣、身體咋樣。并不新鮮的話題通過她的眼睛向我重復著，別到水庫洗澡，因為水庫每年都要淹死人；千萬不要餓肚子，年輕人長個子是個大事；不要和人鬧別扭，那樣容易生氣傷身子。聲音仍舊如貓咪。我覺得大姑有了一點嘮叨，增添了一些似乎多余的牽掛和不放心（母親和弟弟也覺察到了大姑的這些微妙變化）。

她對生命的珍重和愛惜好像倍加強烈，每次我都從大姑的叮嚀里深深體味到。也從她不間斷的嘮叨里發現了一個值得珍藏的“真理”，那就是如何去看待老人的嘮叨——在她已經沒有力量或能力去保護你呵護你的時候，她那份疼你愛你期盼你祝福你的心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烈、透明和執著。嘮叨、叮嚀或者沒完沒了的絮叨，不僅是她年齡經驗的首要選擇，也是表達心情和愛意的直接形式。嘮叨的每一句話都如同老人向你伸出的溫暖手臂，那些重復與叮嚀的簡單語言都帶有熾熱的體溫，宛如春蠶或者蜘蛛吐出的縷縷絲線，顫巍巍地織成可供后輩享受徜徉的幸福之網。

每次去看她，走時她都要塞給我們一點東西作壓手禮。那次她從衣兜里掏出十斤糧票遞到我面前。我望著骨節有些變形的手和皺褶增多見深的臉，堅決地謝絕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人們的日子已經漸漸走出低谷，好過了許多，但計劃供應下的糧票仍然是人們最珍貴和不能缺的物種。況且那時我已經參加工作，有了自己的飯票和工資，便一邊笑嘻嘻地跟她解釋，一邊將珍貴的糧票塞回她那瘦弱的手里。她見我執意不收糧票，便拽著我的衣角不放，用另一只手拉開抽屜，拿出一對琉璃花球塞進我衣兜里。看著大姑少有的嚴肅表情，為了不讓她著急和生氣，只好將那對花球帶回了家。

我從大姑的無盡囑咐里對“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從她那慢聲細語里悟出了怎樣去享受老人的叮嚀與無邊的嘮叨。也明白母親為什么說大姑是少有的“舍胸膛顧脊梁，舍自家顧人家”的人。

大姑出殯的那天，許多人來祭拜和送行，除了家人、親戚、鄰居和表姐表弟的朋友同事，還有一些非親非故的陌生面孔。他們或一個或幾個走進靈堂，在大姑的遺像前鞠躬，或用傳統的方式磕頭。大姑在照片里慈祥地微笑著，笑容依舊淺淺淡淡的。

“大娘是個好人。”鄰居們告訴我，大姑家的日子盡管過得十分拮據，但只要誰家有難事，她都會伸手去幫襯。有人說，大姑太顧面子。我想，這不是面子的事情，而是心地使然。因為大姑不止一次跟我說過，知道人家有急事，不幫襯幫襯，心里不踏實。

我在吊唁的人群里尋找一個我不認識的人，那人我早就知道，是個小偷。大姑和小偷的故事是母親講給我聽的。大姑搬到青龍山后的第二年春節前，大姑趕年集回來，見木柜旁邊露出半截腳。她以為是表弟藏在那里，便喊，蹲在旮旯干啥，還不出來。可是，等那雙腳走出來，把大姑嚇了一跳，竟是一個陌生人。大姑一看便明白眼前立著的肯定是小偷。急忙拉開門，質問，你是誰，來俺家干啥？那人有三十歲年紀，臟兮兮的手攥著幾件衣服。也不回答大姑的質問，慌慌張張奪門而逃。還沒跑出幾步，就被大姑喊住了（我們奇怪大姑哪來那樣有勁的聲音）——年紀輕輕的干啥不行，非要干這事！那幾件破衣裳能值仨瓜倆棗錢？大姑不知哪來的力氣，一邊大聲訓斥，一邊掏出身上僅有的幾塊錢扔給那人，回去給老的小的買點吃的，別再去干這丟人的營生……

那人或許是初犯，或許良心為大姑的作為而驚現，驚慌失措地朝大姑瞄一眼，撿起帶著大姑體溫的錢，扔下那幾件衣服就跑了。據說過年的時候，那人曾把一封折成三角的信偷偷塞進大姑家的門縫里。我想那人極有可能出現在這陌生的人群里，可是，出現與不出現都不重要，因為大姑的心里沒有讓人感謝的地方。

“大娘是個好人啊。”無論眼前閃過的人影熟悉還是陌生，無不將“好人”的贊嘆聲劃落在空中。我望著這些樸實者的身影，與其說他們對大姑恭敬，不如說是對柔美親善的崇敬和渴望。大姑柔靜的人格魅力與不張不揚的慈祥，成為大家尊敬的符號。

“好人”。大姑用一生寫下的這兩個字，干凈而樸實。無意識的生命印記，筑成留給我們晚輩最珍貴的遺產，一份風吹不動、雷打不倒、水沖不走、時光改變不了的遺產。

大姑送我的那對花球如今還擺在書櫥里。那對單瓣扎花琉璃球，有蘋果大小，每個里面怒放著一支粉色牡丹與兩只飛舞的蜜蜂，一動一靜構成一幅動靜相融、和諧相宜的圖畫。接近四十年了，花球上已經滋潤出淡茶色的歲月包漿，靈動而又穩重。每次看到或擦拭花球，就想起大姑，想起她那流淌著善良的眼睛和永遠淺淺的笑容。我想，花球里的蜜蜂應該是大姑的寫照。她老人家一輩子都在靜悄悄地走自己的路，她沒有為社會做多大的事兒，除了家人親戚和屈指可數的鄰居，也很少有人知道她。她就像一滴透明的山崖泉水，把人本來就該具有的潔凈和善良，留在一個普通的人家和一些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