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舊書

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是在光緒年間。湖南三味堂刻魏源《元史新編》，也在光緒年間。一九四八年寒假中某一天，我在南陽街舊書店中隨意亂翻，偶爾在書牌上發(fā)現(xiàn)了三味堂，從而知道了“三味”乃是一個典故，并非只在紹興才有用作名字的。尋求這種發(fā)現(xiàn)的快樂，便是我從小喜進舊書店的一個理由，雖然那時讀不懂現(xiàn)在也讀不懂元史。

五十多年前，長沙的舊書店差不多占滿了整個一條南陽街。那時習(xí)慣將刻本線裝書叫做舊書，以別于鉛印洋裝的新書。學(xué)生當然以讀新書為主，但有時看看舊書的亦不罕見，教本和講義也常有線裝的。四八年冬我正耽讀巴金譯的克魯泡特金和羅稷南譯的狄更斯，但仍常去舊書店。葉德輝在長沙刻的《四唐人集》十分精美，其中的《李賀歌詩編》尤為我所最愛，卻無力購買。有次僥幸碰到了一部也是“長沙葉氏”刻的《雙梅影闇叢書》，因為卷首殘破，四本的售價只有銀圓二角（一碗寒菌面的價錢），便立刻將其買下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頭幾年，是舊書最不值錢的時候。土改中農(nóng)民分“勝利果實”，最沒有人要的便是地主家的書，只能集中起來用人力車或木船送到長沙城里賣給紙廠做原料。街頭小販擔(dān)頭掛一本線裝書，一頁頁撕下來給顧客包油條或蔥油粑粑，成了早晨出門習(xí)見的風(fēng)景。這真是有心人搜求舊書的大好時機，可惜我那時正因為愛看舊書不積極學(xué)習(xí)猴子變?nèi)耸芘u，年年鑒定都背上一個大包袱，正所謂有這個賊心沒這個賊膽，眼睜睜錯過了機會。

一九五七年后被趕出報社“自謀生活”，反而又有了逛舊書店的“自由”，當然這得在干完勞動掙得日食之后。這時的古舊書店，經(jīng)過“全行業(yè)改造”，已經(jīng)成為新華書店下屬的門市部，全長沙市只剩下黃興南路一處，而且線裝刻本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但民國時期以至晚清的石印、鉛印本還相當多，我所讀的胡適和周作人的書，便差不多全是從這里的架子上找得的，平均人民幣二角到三角錢一本。我初到街道工廠拖板車時，月工資只有二十八元，一家數(shù)口，拿出兩三角錢并不容易。后來學(xué)會了繪圖做模型，收入逐步增加，兩元四角錢十本的《四部叢刊》連史紙本《高太史大全集》才能買得。

最值得一說的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的饒述一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時為一九六一年秋天，正在“苦日子”里。當我在古舊書店架上發(fā)現(xiàn)了這本久聞其名的書時，卻被旁邊另一位顧客先伸手拿著。一時急中生智，也顧不得許多，便一把從他手中將書奪了過來。他勃然變色，欲和我理論，我卻以和顏悅色對之曰：“莫急，莫急，我只拿這本書問一個小小的問題。”一面迅速走向柜臺向店員道：

“你們收購舊書，不看證件的么？”

“怎么不看，大人憑工作證，居民憑戶口本，學(xué)生憑學(xué)生證。”（其實店堂里貼有告示，乃是明知故問。）

“學(xué)生怎么能拿書來賣，還不是偷了自己家里的書。這本書便是我兒子偷出來賣的，我要收回。”

“這不行。對店里有意見可以提，書不能帶走。”

“好罷，意見請你向店領(lǐng)導(dǎo)轉(zhuǎn)達。這本書就按你們的標價，一塊錢，由我買回去，算是沒有教育兒子的報應(yīng)好了。不過你們也確實不該收購小學(xué)生拿出來的書，是嗎？”

店員原以為我要強行拿走書，作好了應(yīng)戰(zhàn)的準備；結(jié)果卻是我按標價買走這本書，店里無絲毫損失，自然毫無異議表示贊成，立刻收款開發(fā)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便屬于我了。

先伸手拿書的那位顧客站在一旁，居然未插一言（也許他本來無意購買，只是隨便看看；也許他比我還窮，口袋里連一塊錢也拿不出來），到這時便廢然離去了。

這件事我一直在友人中夸口，以為是自己買舊書的一次奇遇和“戰(zhàn)績”。二十多年之后，我在岳麓書社工作時，因為岳麓是古籍出版社不便重印譯本，便將此書拿給湖南人民出版社去出（索要的“報酬”是給我一百本書送人），結(jié)果釀成滔天大禍，連累人家受處分。有位從旁聽過我夸口的老同事，便寫材料舉報我，標題是“如此總編輯，如此巧取豪奪的專家”，以為可以把我推到槍口上去，結(jié)果卻失算了。因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畢竟是公認的世界文學(xué)名著，并非淫穢讀物，出版社錯只錯在“不聽招呼”，擴大了發(fā)行范圍。而買書時的我也不過是街道工廠一搬運工，并非甚么總編輯和專家，“巧取”則有之，“豪奪”則根本談不上也。

如今我仍然不是甚么專家，總編輯更早就被選掉了，不過舊書有時還是要去看一看，翻一翻的。古舊書店早已名存實亡，古舊書便散到了清水塘、寶南街等處的地攤上。二十多年來陸續(xù)翻得的，有《梅歐閣詩錄》，是張謇在南通開更俗劇場，建梅歐閣，請梅蘭芳歐陽予倩前往演出的紀念詩集，線裝白棉紙本，卷首有照片十九幀，非賣品，以一元五角購得。有《杜氏家祠落成紀念冊》，是民國二十年杜月笙在浦東高橋修家祠舉行盛大慶典時，由上海中國仿古印書局承印，贈給來賓作紀念的，線裝上下二冊，由楊度編輯（名義是“文書處主任”），章士釗為作后記（題作《杜祠觀禮記》），有蔣中正、于右任等多人題詞，價三元。還有一冊“光緒十一年乙酉八月刊刻”的《楊忠愍公集》，我為張宜人“請代夫死”的奏疏感動，以為這是從另一角度對專制政治殘酷黑暗的揭露，花二元四角錢買了下來。本亦只以普通舊書視之，可是今年五月十三日報紙上登出了準備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首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chǎn)名單”，上列第十項“明代諫臣楊繼盛遺書及后人題詞”，正是區(qū)區(qū)此本。雖然那該是真跡，此只是刻本，但一百一十八年前的刻本，在今天也彌足珍貴了。

我所揀得的舊書都很便宜，但也有貴的，而且是越來越貴了。一月前在清水塘地攤上，見有《新湖南報反右斗爭專刊》合訂本一冊，第一期便是藍崗揭露唐蔭蓀、鍾叔河“同人報右派集團”的材料，薄薄十幾頁索價高達五十元，幾經(jīng)討價還價，才以二十五元得之。假如沒有自己這三個字還有朱純的兩個字在上頭，我還真的舍不得當這一回“二百五”呢！

（二零零三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