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北方大道》就是這樣一曲凄婉的離歌，林立成和王凌微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對大學戀人，雖是琴心先許，但卻天各一方，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待再次相逢時，王凌微已為棄婦，林立成倦客孤旅。雖此，林立成還保存著20年前王凌微給他的書信，仿佛仍在默誦當年的情詩：“你是在靜靜的情義中生長/沒有一點聲響/你一直走到我的心上。”

《北方大道》是一個凄楚的故事，但娓娓道來，并非筆落驚風，小說前半部的格調甚至有些慵懶，男主人公似乎也是這種狀態，可細讀起來，卻有事冷千年的感覺。《北方大道》是部短篇，卻有中篇和長篇的效果，畫出了一個很大的天地，在空間上有很大的跨越，從青春飛揚的詩樣年華到英雄末路的遲暮之年，從北京大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從紐約的北方大道到北京藍旗營的房價，虛實相間、疏密有致，與中國的寫意山水畫有異曲同工之處。最奇之處是，《北方大道》的作者是位女性，卻能從男主人公的視角冷眼察看人世。

我通常不讀女作家的作品。我以為，雖然女性作者與男性作者同樣具有創造性，但男性的創造性是破壞性的，而女性的創造性大多是建設性的；從天性來說，男性比女性更具有破壞性。而正因為是破壞性的創作，所以才更加徹底，更加驚世駭俗，更加心事浩茫。通常來說，女性作者過于認真嚴肅，所以幽默不夠。《北方大道》是一個例外，雖是女作家的作品，卻有冷眼旁觀的嘲諷：“猶太女人在他房間里談阿倫特，談完了一直不走，她嘴唇很紅，談極權主義也像在號召接吻。”《北方大道》甚至還有霸氣和殺氣，林立成客居紐約，早已焚琴煮鶴，世路已慣，但心中卻仍有一個城邦，不容他人輕慢，為了守護城邦，不惜玉石俱焚。小說結尾處的這幕很短，不過十幾行字，但卻激動人心，壯士淚，肝膽裂；似有英雄高唱大風歌：“誰云壯士不生還，看取筑聲椎影滿人間。”

《北方大道》并無懸念，但卻有跌宕起伏。林、王兩人孤男寡女，他鄉故人相逢，對酒對詩，燈邊軟語，無限柔情，似有再續殘歌剩舞之意，卻因王凌微無意中侵犯林立成內心的城邦，兩人無法終成眷屬。現實中我們沒有自己的家園，往北是北漂，南下是盲流，到海外更是浮萍難駐，惶惶如喪家之犬，匆匆似漏網之魚，但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深藏最后一個城邦，不容他人侵犯。

一人向隅，舉座不歡。校友聚會如此，兩人世界也是如此。我以為，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但也是一個苦難的民族。多難或許能夠興邦，但就個人來說，多難是悲劇。——“別后平安否，便相逢凄涼萬事。”——《北方大道》是這樣一個故事。

美國學者喬治·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有這樣的論斷：“理想狀態下，世上萬物本質上是有詩意的，但宿命卻是悲苦的，而其存在則是荒誕的。”若要同時表現三種狀態，小說是最好的藝術表現形式。《北方大道》就很好地表現了這種形式。《人民的悲劇——俄羅斯革命1891—1924年》（A People’s Tragedy—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是英國學者奧蘭多·費格斯（Orlando Figes）的力著，講述了俄羅斯的歷史悲情。該書洋洋灑灑，不算注釋便達821頁。同樣是表現人間悲情，《北方大道》只用了六七千字，但更加悲憫，更加永夜愁人。是的，藝術就有這樣的表現力。

《北方大道》載于《新世紀》2014年第8期，作者李靜睿，畢業于南京大學。20世紀80年代，中國小說一度繁榮，后出現荒原。近來《南方周末》和《新世紀》重載小說，在網絡橫行的年代，似有文藝復興的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