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書家代筆》

趙翼《陔馀叢考》卷四〇“書家代筆”條：“《韻石齋筆談》謂，東坡時，有丹陽人高述，能仿公書。趙松雪時，有京口人郭天錫，仿松雪書逼肖。董思白有門下士吳楚侯名翹，后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為諸生時，思白頗拂拭之，后思白官京師，諸祈請思白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而去。楚侯寓舍綾素堆積，多于思白架上也。然則今世所得思白墨跡，大抵皆楚侯書耳。”（商務印書館，1957，883、884頁）某乙寫的字充當某甲的，如果是在某甲的授意下，那么某乙的行為屬于代筆，否則就屬于仿制或者作偽了。從趙翼轉述的情況看，吳楚侯當然是董其昌（思白）的代筆人，而高述和郭天錫就不能算作蘇軾和趙孟（松雪）的代筆人了。考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卷下“書家馀派”條，相關事件無甚出入，不過姜氏認定事件的性質是“馀派”而不是代筆：“（蘇、趙、董）三公同時皆有臨池馀派以演其傳，如優孟之于叔敖，抵掌談笑，并其神情似之……而八法之緒，如歲之有閏焉。”（《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13、114頁）就像閏與歲的關系一樣，馀派也有依附的對象。從概念本身的含義看，馀派盡管具有依附性，但仍然是一種公開流傳的派別；相比之下，由于一件作品不能同時歸屬兩個人，所以代筆往往會掩蓋部分事實。可見，姜紹書將吳楚侯劃歸馀派，趙翼將高述和郭天錫算作代筆，二者都不夠妥當。本文借用趙翼的題目，而所指則限于吳楚侯之于董其昌一類，即書家乙因得到書家甲的授意而在幕后為其代勞，庶不誤會。
一
古代各文藝門類的創作主體大都不出官員范圍，至少也有密切關聯，書法方面也是這樣。官員總要書寫公文，也會有私人性質的書法活動，二者之間當有關聯。就本文討論的書家代筆而言，便不能與長期而廣泛存在的公文代筆無關，故茲略述公文代筆事。
雍正二年（1724）三月二十六日漕運總督張大有上奏曰：“臣當盤糧催漕忙迫之時，寫字手顫。凡有緊要密折，臣仍親自恭寫，其馀公事奏折，仰懇圣慈準令代寫。”雍正皇帝批復曰：“忙時令人代書可也。若遇密事，仍須親寫。即字畫稍大，略帶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世宗憲皇帝朱批諭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8冊，614、615頁）臣下的奏請合情合理，君上表示體諒，往來的言語中包含著公文代筆的一般文法，即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代筆的事由不一而足。《宋書》卷六一：“（衡陽文王）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馀人書啟事，惟自署名而已。”（中華書局，1974，1654頁）這是因不能符合公文的字跡要求而請人代筆的。又，《南齊書》卷四三：“（謝 ）兄朏在吳興，論啟公〔事〕稽晚， 輒代為啟，上見非其手跡，被問，見原。”（中華書局，1972，764頁）這是出于行事方便而使人代筆的。又，萬歷三十五年（1607）五月十四日大學士朱賡奏：“臣俄病、俄起……不得不囑筆代書。”（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歷起居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2426頁）這是因為生病而囑人代筆的。與張大有奏請代筆不同，義季、謝朏、朱賡等人的事例說明當時代筆不必事先得到準許。
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文法是君臣都能接受的，因而實際發生的代筆十分常見，以至于自己書寫公文成了值得一提的事。《陔馀叢考》卷四十“自書奏牘”條按語曰：“自書奏牘，本不自六朝始。《后漢書》：‘樊寵所上書，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楊賜疏末云：‘臣謹自手書密上。’皇甫嵩前后上奏五百馀事，皆手自書，毀草不宣于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書具對，愿寢臣表，無令宣泄。’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書法相高也。六朝則書法盛行，無人不從事于此，遂無有不自書章奏者……唐時則表章多有假他人書者。陽城劾裴延齡，倩李蘩書之，蘩即以告延齡是也。宣宗命柳公權自書謝章，勿限真行，亦以其時多倩人書者，故特命自書耳。宋胡邦衡《諫和議》一疏，亦自書……又《宋史·張孝祥傳》：‘孝祥工書，嘗自書奏牘，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此又后世自書奏牘故事也。”（878、879頁）如果朝廷的規矩是官員的奏牘都要自己書寫，就不會有“臣謹自手書密上”“手書具對”之類的簽署內容，也不會有“柳公權自書謝章，勿限真行”這樣的命令了。從自己書寫公文的官員來看，有的是由于書法水平高超，但決定性的因素應該是保密，所以，只要不是必須保密的公文，代筆一般不會帶來麻煩。柳公權楷書、行書造詣極高，竟不自己書寫公文，尤其能夠反映代筆環境的寬松。
風氣盛行之下，有的官員甚至組織了具備一定規模的代筆班底。《水窗春囈》卷下“書契圣手”條：“往時官場承平之際，上下皆重文字，凡賀稟賀啟，皆駢麗絕工……其好聲氣者，則書札遍天下，幕客率數十人，各司一技。又蓄善書少年一二十輩，時尚楷書，所謂歐底趙面，皆華實挺秀，十數人如出一手。每有長函，則分手繕寫，刻許已就，合而觀之，不知為眾所書也……其尤精者，雖奏折，可直書不用襯格，且可立書不必坐也。甚至馬上有木架亦可繕折，此惟軍中有之，稍緩轡寫數行，馳而前復如之，如此數次，折已繕畢，中途早餐即可拜發，不需時刻也。”（《水窗春囈》上卷作者為歐陽兆熊，下卷作者為金安清，中華書局，1984，44頁）按，金安清主要活動于光緒年間，歐底趙面的楷書流行于嘉慶、道光時期，對于金氏來說正是“往時”。
金氏描述的是集約化、全方位的代筆情形。可以推想，假如不是接續了已有的脈絡、參照了既往的事例，是不會猛然出現如此盛況的。這里代筆的文本既有作為公文的奏折，又有屬于私人文字的賀稟、賀啟、書札、長函。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并不在書法藝術的范圍之外——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卷四：“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2164頁）也就是說，有時公文代筆與書家代筆幾乎是一回事。同一個人，面對體制時是官員，面對社會時是書家，他如何對待公文書寫，也會援例對待書法活動。不具備官員身份的書家未必對上述情況全無了解，因而彼之公文代筆也可能成為此之書法代筆的誘導或促動因素。
二
官方性質的公文書寫帶有儀式特征，私人性質的書法活動則比較自由，因而與公文代筆人相比，書家代筆人的構成更為復雜。從與主使者的關系看，常見的代筆人身份包括子侄、妻妾、友朋、侍臣、幕客、僮仆及社會人士等，可謂五花八門。
楊萬里《答葛寺丞書》：“某臂痛，不能親札，敬占兒輩代書，皇恐不宣。”（《楊萬里集箋校》，中華書局，2007，2824頁）又，《佩文齋書畫譜》卷四十“姚繼”條：“少師一帖小楷書，稱侄繼代書。少師賑濟還吳，見酒簾字，問知一少年書，呼而見之，養以為子……是代書此跋者也。”（中國書店，1984，1015頁）又，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二“名將妻妾”條：“劉太尉光世侍妾名意真。善書史。劉書札皆出其手。”（中華書局，2007，34頁）又，錢仲聯《清詩紀事》光緒宣統朝卷“挽江建霞京卿標”條：“（吳）董卿與建霞交誼至深，方建霞初入詞林，回蘇籍過滬，流連數旬日。其贈送知交聯扇，悉為董卿所代筆。董卿固善書，今市間有鬻建霞墨跡者，多董卿行書。識者亦莫之辨也。”（鳳凰出版社，2004，3629頁）上述代筆人皆為主使者的親屬或朋友，他們的代筆關系依靠情感維持，代筆行為約略等于辦理家庭事務或履行朋友義務。
徐珂《清稗類鈔》“賜御書”條：“翰林以入直南書房為最榮。帝至南書房，則供奉者出立門外，呼某入，則入……每賜御書，如福壽、嘉祉、松鶴、松壽字，多南齋代筆。”（中華書局，2010，488頁）又，劉聲木《萇楚齋續筆》卷三“端方等代筆字”條：“沈敬字習之……入端忠愍公方幕府。以書法與端忠愍公相似，遂專為陶齋制府代筆。世傳制府所書之聯、扇、題跋，半出習之手筆。”（中華書局，1998，296、297頁）又，于慎行《谷山筆塵》卷四：“游七、宋九，即梁氏之秦宮、霍家之馮子都也……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頗為主人代筆。”（中華書局，1984，45、46頁）又，《清稗類鈔》“刁約山書摹顏柳”條：“慈溪刁戴高，號約山。善書，法顏、柳，結體勁正，腕力獨健。索其代書者屨填戶，約山亦藉潤筆資以佐藥餌。然性狷介，不代顯者署名。”（4057頁）南齋翰林、沈敬、宋九等人雖然不會像刁約山那樣在明面上收取主使者的“潤筆資”，但代筆屬于他們的工作內容，所以他們和刁氏在代筆一事上沒有本質區別，即他們的代筆行為是一種交易。
只有平衡或趨于平衡，交易才能維持。在主使者地位高于代筆人的代筆事宜中，除去主使者可以憑“地位差”強迫代筆人的部分之外，主使者終究要支付相當的酬勞。《清稗類鈔》“束脩奉弟子”條：“袁子才為尹文端代擬對聯，文端貽書答之，并以風肉一盤為報。書中有‘謝代筆之勞，兼謝在旁磨墨者之勞……’等語。又云：‘自行束脩以上，為弟子奉先生而言。今自行束脩以下，又為先生奉弟子而言。’”（1775頁）尹繼善（謚文端）所為正是意識到代筆的交易性質的表現，盡管他通過幽默的方式進行了掩飾。當然，酬勞的形式不一定是顯性的財物，特許的權力、累加的資質、社交服務等隱性回報也是代筆人愿意接受的，因為它們可以折合為或最終轉化為財物。
三
代筆之所以成為一種交易，其原因不外乎代筆是不得已的需求。換句話說，主使者須要出具作品，而代筆的代價小于親筆。這種交易又是持續存在的現象，因為有此需求的人士層出不窮。
禮尚往來是通行的社交規則，不過，對書家來說情況要復雜一些。在書家的全部創作中，有的是為了酬答對等交往，有的是為了應付不對等交往；前者的實質是抵償，別有意味的是，后者也會籠統地成為書家的債務。產生書家不對等交往的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書法藝術本身的特點，在求書者看來，創作是舉手之勞，毛筆可以反復使用，墨汁用量不大，書作中算得上成本的只有紙素，而紙素可以由求書者提供；另一方面是書家的文人身份附帶著“義”而不是“利”的社會關切，這令書家在應對非文人身份求書者時自動處于下風（在應對文人身份求書者時書家同樣處于下風，就算對方的索要是魯莽的，自己不答應也會帶來愧疚，所謂“開口三分利”），在滿足求書者要求之前，書家被視為欠債者，甚至書家本人也這么看。《啟功雋語》“避暑趨涼”條：“書畫債多壓人，沈尹默先生、散之老、費新我先生生前都有‘銅錢債易償，書畫債難逃’之嘆。”（文物出版社，2009，121頁）如此情態，古今無異。
侯青甫《金縷曲》：“對客頻?手，愿諸君收回絹素，那容分剖。書畫詞章三絕技，此語最難消受。況八十龍鐘衰朽，終日涂鴉涂不了，慣直從辰巳交申酉。問所得，幾曾有？尤多親友之親友，貼簽條某翁某老，不知誰某。積壓縱橫旋散失，尋覓幾番搔首。愧爽約又將誰咎？要不食言原有術，或先將潤筆從豐厚。問破鈔，可能否？”（《清稗類鈔》，4043頁）表面看來侯氏是在重壓之下提出了對策，其實只是無奈的嘮叨，八十歲的老人準備開始收取潤資，除了象征意義還有什么？
袁枚《隨園詩話補遺》卷三：“梁山舟（梁同書號山舟）侍講以書名重海內。余過其家，見箋絹塞滿兩屋。余笑曰：‘君須有彭祖八百年之壽，才還清此債。’梁為一笑，賦詩自懺云：‘誓墓歸來王右軍，暮年都付代書人。小生那敢希前哲，只合從人役苦辛。’”（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633頁）又，錢儀吉《碑傳集》卷四十八《學士梁公同書家傳》：“（梁同書）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偽欺人，我性如是。’”（中華書局，1993，1378頁）梁同書表示他不敢效仿王羲之讓別人代筆，也不想以偽作欺人，所以只好自己辛苦，好像表現了一種不很平凡的態度。然而諷刺的是，梁同書沒用別人代筆，卻曾經為自己的父親代筆。《學士梁公同書家傳》：“公（梁同書）于書法出天性，十二歲即能為擘窠大字，求文莊（同書父梁詩正）書者不得暇，輒命公代書。”（1378頁）即便出于大膽的估計，任人役使而又能保持心理平衡的書家也只能是少數，在書家不打算自己創作的情況下，請人代勞不失為一種對付“書債”的積極策略。
四
代筆不是秘密。為了避開代筆作品，有的索書者要求書家當面創作，傅山就有過這樣的遭遇：“俗物每逼面書，以為得真。”（《傅山全書》第1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863頁）。如果不認識書家本人，即使當面書寫，也未必保真。葉廷琯《歐陂漁話》卷一引蕭張翀《淞南識小錄》云：“新安一賈人欲得文敏（董其昌）書而懼其贗也，謀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幣，介入謁，備賓主禮，命童磨墨，墨濃，文敏乃起，揮毫授賈，賈大喜，拜謝持歸……明年，賈復至松江，偶過府署前，見肩輿而入者，人曰：‘董宗伯（其昌）也。’賈望其容，絕不類去年為己書者，俟其出，審視之，相異真遠甚，不禁大聲呼屈。文敏停輿問故，賈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為人所紿矣！憐君之誠，今可同往，為汝書。’賈大喜再拜，始得真筆。”（大達圖書供應社，1942，5頁）新安賈人經歷的是令其防不勝防的“親自代筆”，在個人身份信息傳播不暢的時代，代筆的確可能發展出一定的江湖成分。當然，以歡喜結局告終的劇情不是心地善良的書家上演的傳奇，而是“厚幣”的奏效。
關于書家代筆問題，有的研究者認為，“在藝術家和商人的雙重推動下，藝術經濟蓬勃發展。書畫家與商人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在應接不暇之際，一些名家甚至讓人代筆捉刀”（中國書法家協會《當代中國書法論文選》“書史卷”，榮寶齋出版社，2010，720頁）。這只是想當然罷了。其中的道理不算復雜，完成書法作品并不特別費時費力，在求書者支付足夠潤資的情況下，書家不會輕易選擇代筆，因為代筆的本質是欺騙，代筆行為將妨礙書家吸引潛在買主，影響與回頭客之間交易關系的可持續發展，還可能引發與代筆者之間的利益糾紛——除非書家根本不在乎付出與收益的平衡，并且漠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足額支付意味著尊重。
傅山在給戴廷栻的一封信中說：“盤費欲以一二字畫賣而湊之，不知貴縣能有此迂人否？”（《傅山全書》第1冊，477頁）而傅山又坦陳子侄為自己代筆：“然此中亦有不傳之秘。強作解人，又輒云能辨吾父子書法，吾猶為之掩口……每聞其論，正詅癡耳。三二年來，代吾筆者，實多出侄仁，人輒云真我書。人但知子，不知侄，往往為吾省勞。”（《傅山全書》第1冊，864頁）假如潤筆期待得到了滿足，料想傅山不至于說出這些陷自己于不義的話，解恨的口氣表明他在不對等交往中并非徹底被動，他用代筆作品教訓了對方。
書家代筆的種種情由略如上述，補充說明的一點是求書者對代筆作品的接受。
與書家本人作品相比，代筆作品的水平難以一概而論。有低于書家本人的，劉聲木《萇楚齋隨筆》卷四“如山失官原委”條：“廉訪書法本甚工，惜晚年倦于應酬，多由門客代筆……凡門客代筆之字，遠不如廉訪自書。”（中華書局，1998，73頁）有與書家本人持平的，王惲《跋黃華書后》：“昔黃華老仙，方書翰得名，求之者眾，日不暇給。張丹華家僮善于刻鵠，公時命代書，至真贗莫辨。”（《全元文》，鳳凰出版社，1998，814頁）也有高于書家本人的，上引新安賈人拿到董其昌的代筆作品后，“懸堂中，過客見之，無不嘆絕”，得到真跡后“歸以夸人，而識者往往謂前書較工也”（《鷗陂漁話》，5頁）。應當指出，不論代筆作品水平高低，求書者都可以接受，原因如下：許多書家對求書者采取無限期拖延的辦法，有的書家雖非有意拖延，但總是（至死）不能完成作品，其結果都是不了了之，求書者得到代筆作品終究好于什么也得不到。
代筆作品是不對等交往的產物，對于書家來說，交付代筆作品只是減輕了損失，實際上仍然受到了損失，既然求書者是獲益方，他們就有理由感到滿意。
鑒別代筆作品的權威是書家本人，即便求書者有鑒別作品的意愿，書家本人也未必配合，畢竟那是他們與代筆人的合謀。董其昌《容臺集·論書》：“吳子贗筆，借余姓名，行于四方，余所至，士大夫輒以所收視余，余心知其偽而不辯，此以待后世子云。”（崔爾平《明清書論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225頁）只要書家本人不發表意見，而求書者愿意相信他們手中的作品是真跡，故事就可以結束。
（作者單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