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家順

宋玉

楚襄王問于宗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千人⁽¹⁾；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shù)百人⁽²⁾；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十人⁽³⁾；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shù)人而已⁽⁴⁾。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云霓，負蒼天⁽⁵⁾，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fā)昆侖之墟，暴鬐于碣石⁽⁶⁾，暮宿于孟諸⁽⁷⁾，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⁸⁾，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本篇巧設問對，展現(xiàn)了一位超然獨處的奇士的心態(tài)，抒發(fā)了他由于自身價值得不到承認產生的激奮情緒。

作者采用一個簡單的敘事框架：楚王一問，宋玉一答。這個框架本身只提出一個如何評價士人的尺度問題。楚王以眾人為尺度，宋玉以不肯從眾求同的圣人為尺度，這是一種自我與社會矛盾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在漫長的社會發(fā)展歷程中，在相當大一批知識分子中間成為困擾他們心靈的一個普遍的存在。所以這個敘事框架是作者心靈展現(xiàn)、情感抒發(fā)的必要的外部結構。與之相應，作者的自我肯定，鄙視世俗的認識與情感活動，構成全文的內部結構。這樣，文章的表層與深層，相互交織，相得益彰，顯得簡而有法。

作者對楚王的回答采用巧妙的避實就虛的方法，根本不正面回答自己是否“有遺行”的問題，而是運用一連串巧妙的比喻直接揭示問題的本質：用凡俗的尺度將失去真正的高尚之士!文勢疏宕，以奇為正，令人驚嘆。他運用三重比喻，各有偏勝，不僅使文章意氣酣暢，而且顯得閃展騰挪，十分活潑。第一層以音樂為喻，由下里巴人而陽阿薤露，而陽春白雪，而全于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層層遞進、步步深入，比喻貼切、絲絲入扣，引出曲高和寡之論，顯得嚴謹而實在，達到喻事明理之效。第二層以鳳鯤為喻，又通過鳳凰與鷃、鯤魚與鯢之對比，描寫生動，形象鮮明，更具象征作用。那“上去九千里，絕云霓，負青天，翱翔乎杳冥之上”的鳳凰和那“朝發(fā)昆侖之墟，暴鬐碣石，暮宿于孟諸”的鯤魚，成為作者的自我寫照；而尺澤之鯢，蕃蘺之鷃正是作者要指斥的凡夫俗子。所以，這一層就尤顯得富于抒情意味。第三層用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比喻自己，屬畫龍點睛，乃文章結穴之筆。通過這重重比喻作者不辯之辯更為雄辯。

文章雖沒有正面的形象刻畫，但從作者簡潔的應對，超越的議論中，寫出他的行為與思維方式，使人們不難從中感受到他奇士之風采、人生之瀟灑。楚王對他劈頭責問之后，他對曰：“唯。然。有之。”四個字，連連應承，寫得從容不迫，成竹在胸。在對辭中，喻事明理，抒情言志亦似乎隨意揮灑、游刃有余，毫不窘迫，文字雖簡短，但顯示出一種厚積薄發(fā)、高屋建瓴之勢，言談之中雖然藏鋒斂铓、但一股銳氣，和棱棱傲骨仍不可掩，其形象自然活脫脫地躍然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