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文林

【作家簡介】見《蟹工船》。《為黨生活的人》(《黨生活者》)，卡立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

【內容提要】“我”——佐佐木安治和須山、伊藤用別人的履歷、身份，在倉田工廠作了臨時工。我們是地下革命者。倉田工廠原是民用工廠，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之后，改為軍用工廠，生產降落傘、防毒面具、飛艇外殼等軍需品，生產任務緊，臨時招收了600名臨時工。一天下工之后，一向開朗的須山陰沉著臉來見“我”，“我”和他立即離開了工廠到街頭秘密聯系，他把上級胡子同志可能被捕的消息告訴了“我”。以后“我”回到住所，開始寫揭露廠方欺騙工人的傳單。接著到咖啡館去與S同志接頭。S同志批評了傳單內容缺少從政治角度提高工人的覺醒的內容，不能局限于經濟范圍。晚上9點，與須山相見，得知胡子確實被捕，這個消息使“我”心情沉重。第二天，由太田把傳單帶進工廠，這份由“黨”署名的傳單引起廠內的騷亂，工人議論紛紛，對廠方的計謀義憤填膺；廠方戒備森嚴，防范工人的不軌。散布傳單的事情暴露，太田被捕。這引起與太田單線聯系的“我”警覺，必須離開工廠，轉移住所。因為“我們是在夸稱世界最完備的警察網的追捕中進行活動”。時刻要提高警惕，防范警方的追捕。和須山、伊藤商談之后，在回住所的途中，“我”發現住所已被監視。“我”急忙去找在公司工作的笠原，暫且躲避在她的住所。第二天在S同志的建議下，“我”又找到了新的住所，開始了不能公開身份的秘密地下活動。伊藤替代了太田，她很積極，善于群眾工作。“我”除了領導工廠工作之外，又接受了“地方委員會”的工作，工作更加繁忙。從獄中捎來太田的信，得知他已經背叛，出賣了同志，引起“我”一陣陣的憎惡。為了安全，“我”和笠原同居了，避免外人對“我”的猜疑。“我”轉入地下活動之后，離開了家，與母親斷絕往來，多次請須山去看望母親，母親對“我”十分掛念，每次都捎來要見“我”的話。“我”決定說明不能見母親，因為“警察不讓我回家”，以此激起母親對政府的憤恨。最后，在須山的安排下，在一處飯館和母親見面了，母親臉色憂郁，可心情逐漸放開，她為“我”被捕擔驚受怕。母親說“與其見到我這么提心吊膽，還不如不見我，知道我平安地工作就行了。”分手時，母親一再叮嚀“我”改掉走路時的毛病，好不被別人認出。母親的決心使“我”十分感動，感到“我把過去留下來的個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親生母親的關系徹底切斷了。”工廠革命活動進行得很順利，伊藤爭取了一批女工，為了擴大影響，團結工人，決定在廠內出版小報《防毒面具》。廠方十分警惕，而且出了告示，要增加勞動強度；還利用右翼組織“僚友會”宣傳軍國主義思想。為了揭露廠方，讓伊藤打進“僚友會”，進行破壞。在這期間，胡子從獄中來信，他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們，使我們相信“一條又紅又粗的正確路線始終還是鮮明地貫穿在我們當中。”然而“我”和笠原的關系愈來愈緊張了。她和“我”的關系受到懷疑，公司的職業被解除，為了生計不得不在咖啡館去做女侍。她是一個同情左翼活動的青年，一旦失去生活的自由和安全，覺得是為了“我”犧牲了一切，在感情和生活上都感到寂寞。生活困難，“我”一連吃了三天醬茄子，身體都垮了。再加上活動頻繁，工作緊張，與笠原的聯系愈來愈難以維持了。她搬到咖啡店去住，我們已經有10天、半個月沒有見面了。“我”感覺到已經失去一切屬于“我”個人的生活，把一切都獻給了革命。軍需品生產接近完成，廠方為了不使臨時工罷工、騷亂，一方面早有戒備，一方面放出謠言，擾亂工人的思想，形勢更為尖銳、緊迫；工人不滿的情緒愈來愈發展，醞釀罷工的情勢發展很快。我們為及時引導工人斗爭，必須讓一名同志公開活動，把斗爭引向罷工。須山承擔了這次在廠內撒傳單的任務。他乘工作休息的時候，甘冒被捕的危險，把傳單拋向空中，還大聲呼喊：“堅決反對大批解雇!”“舉行罷工!反對解雇!”一時廠內群情激動。工廠守衛慌了手腳，等他們去抓撒傳單的人，須山已被群眾保護溜開了。當晚我們異常興奮，準備第二天帶領工人罷工。可是第二天早晨，廠方貼出公告，提前結束臨時工的工作，解雇400名臨時工。廠方先發制人打亂了我們的步驟，這使我們認識到“敵人畢竟是敵人，不是木頭人兒”。雖然臨時工解散了，隨著他們走向各方，革命種子也撒在各方。“我”和須山、伊藤抖擻精神，從事更新的戰斗。

【作品鑒賞】《為黨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以自身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為素材，在法西斯殘酷統治下的異常難苦的歲月中，用強烈的激憤和堅韌的毅力完成的一部描寫日本工人階級斗爭的光輝作品。作品完成于1932年8月，在他殉難之后的1934年以《轉換時代》為題，首次刊登在報刊上。

《為黨生活的人》是以手札體寫成，中心故事是“我”和須山、伊藤深入工廠，宣傳革命，發動群眾，醞釀罷工斗爭直至罷工未成。圍繞著這一中心線索，穿插了“我”的許多生活片斷和思想感受，構成了一幅完成地下革命者的生活圖景。“我”的生活一面是繁忙、勞累、緊張的黨的工作和躲避敵人追捕的地下革命活動；一面是如何割斷私情生活的來往，服從黨的工作需要，這突出表現在他與母親、與笠原的關系上，從而展示了自覺戰士“我”在嚴酷斗爭環境中，磨練自己、改造自己的過程。

小林多喜二曾經說過：“在這篇作品里，我做了一次冒險的嘗試，與我過去寫的《蟹工船》、《工廠支部》等作品寫法不同。”(1932年8月3日《致中村惠書》)這不同之處，就是精心塑造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我”的形象，而不再是描寫革命者群體的形象(如《蟹工船》)。

“我”是一個普通的日共黨員，一個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者。在復雜的現實斗爭面前，他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注視斗爭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把工人革命力量引向正確的軌道。初進工廠時，他只從經濟利益去啟發工人進行斗爭，忽略從正面教育工人群眾，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沒有把反對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與反對軍國主義的斗爭結合起來。后來在上級黨的組織的領導和幫助下，在S同志的批評下，糾正工作的偏差，把工人斗爭引向政治斗爭方向上來。尤其后來率領先進工人與右翼組織“僚友會”的斗爭，突出表現了他的政治覺醒。

“我”是在極端困苦條件下開展革命活動的，尤其是在被叛徒太田出賣被迫轉入地下以后，環境更加惡劣。在敵人密布羅網的條件下，為了革命工作，必須避開敵人一切追捕，沒有個人公開活動的自由，他的衣、食、住、行無不與革命息息相關。他說：“在我身上，一絲一毫的個人生活都沒有了。現在就連各個季節也成了我為黨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風景、藍天和陰雨，在我看來都不是孤立的。”下雨了就高興，可以用傘遮住面目，不易暴露；一過冬天就愉快，感到為黨又多工作一年!可是東京的冬天過于晴朗，又覺得不便行動。繁忙、緊張的革命活動并沒有使他忘記生活細節，反而使他對此更加敏感，使生活各個方面更適應革命活動的需要。作為一位地下革命者，他深有體會地說：“個人的生活，同時也是階級的生活。”

在“我”與母親的關系中，突出表現了一個革命地下工作者，如何將個人與親人的感情服從于革命事業的需要。“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共同度過許多艱難的歲月。在“我”突然遭到警察追捕之后，他離開了母親，而且不能回家探望，60歲的母親為孩子的生命擔驚受怕，又為到死不能相見而擔憂，眷眷地掛念孩子，迫切希望與兒子相見；同時，“我”也時刻懷念老母，可是革命工作需要必須斷絕親人的來往，而且讓母親理解母子不能團聚是警察迫害所致，激發母親的覺悟，憎恨敵人。在他不斷幫助下，母親提高了覺悟，欣然接受了與孩子不能見面的要求。母親說：“與其見到我這么提心吊膽，還不如不見我，知道我平安地工作就行了。”而且還表示死的時候，“我”回家看望有危險的話，決心不讓“我”知道她死的消息。這些充滿母愛深情的話，給他以巨大的安慰與鼓舞，使他更加專心于革命工作。與母親分手之后，他深沉地感慨地說：“從此以后，我把過去留下來的個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親生母親的關系徹底切斷了。”把母子之情也隸屬于革命工作之中了。如果說，他和母親在思想上逐漸趨于一致，那么他和笠原的關系，由于人生目的不盡相同，便趨于分離。笠原是一個本分、善良、同情左翼革命活動的普通女子，但她缺乏對革命的艱苦性、危險性充分認識，一旦與“我”一起生活之后，生活的艱苦和政治的危險，使她與“我”產生了思想、感情的隔閡，最終導致了兩個人的分手。一個是傾向逐漸一致的母子之愛，一個是趨于分離的兒女之情，這一合一分的兩個不同側面，正是“我”如何把個人私情生活融合在革命生活之中的具體體現。“我”在完成這一私情與革命融合的過程中，是經過思想、感情的痛苦磨練的。在開始時，他很不習慣，正如他所說：“就好象小時候和人比賽誰能鉆到水里呆的時間最長那樣，也曾經感到過一種難以忍受的，說不出滋味的憋氣。”這種窒息一般的煎熬痛苦，形象地傳達出在自覺改造過程中的感受。

“我”是堅強勇敢的革命者。他在任何風險之中，都站在斗爭的前沿，承擔革命中最艱巨、復雜的任務，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他每天要工作20多個小時，到十幾個秘密聯絡點聯系工作，也參加各種秘密會議。但他不滿足，要鍛煉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時也不知道疲倦的人”。生活艱苦，依靠吃醬茄子過活，致使身體拖垮，但還堅持工作。他遇事沉著，不為一些挫折而沮喪。叛徒出賣之后，他被迫轉入秘密生活，離開了工廠，但他沒有失掉信心，以新的方式開展了斗爭，很快清除了自己生活中不適應地下革命活動的散漫生活習氣。最后罷工未遂，這使他感到意外，并沒有使他消沉，而是從中吸取了教訓，“敵人畢竟是敵人，不是木頭人兒。”以堅定的信念，和同志們“更加抖擻精神，”“從事新的工作”。

“我”是一個出色的革命者，反映了日本30年代初無產階級戰士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

《為黨生活的人》也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其他革命者形象。須山樂觀、勇敢，勇于承擔各種艱難的工作，他言談幽默、風趣，常常給人以激勵的力量，伊藤是出身富裕家庭，又受過高等教育的女革命者，她立場堅定，經受過嚴酷斗爭的考驗，善于聯系群眾，啟發群眾，把革命意圖貫徹到群眾中去。

母親的形象在作品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她是生活在農村中的勞動者，一生在貧困中度過的。她熱愛自己的兒子，但對孩子的革命活動并不十分理解。兒子被迫離家，使她異常痛苦，為兒子安全擔心。為了能與兒子接近，能在兒子被捕入獄時，也可以通信聯系，她不顧年老眼花，躬著身軀，認真地學習識字。由于兒子不斷幫助教育，認識到斗爭形勢的緊張，必須忍受必要的犧牲。最后與孩子見面之時，她主動提出以后避免危險，不與兒子相見，甚至自己死去時也不讓兒子知道，而且一再叮嚀兒子改掉走路時晃膀子的毛病，以免被警察發現。母親的表現不僅僅是一個慈母之愛，也表現一個普通勞動婦女的政治覺醒和對革命的關懷。

《為黨生活的人》以第一人稱、手記的方式寫成的。這是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心境小說”的形式。作家小林多喜二為了便于再現個人地下革命活動的生活，自如地表達個人在秘密革命生活中的感受和經驗，而利用第一人稱的寫法進行描寫，使作品增強了抒情色彩和真實親切之感，更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其次，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作品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運用白描手法，以質樸無華的文筆對人物的語言、行動和心理活動，予以具體而多方面的揭示，著筆雖然不多，但生動形象。在“我”身上，主要突出他嚴肅、沉著、堅強、質樸，以及作為一個地下革命者應有的特征；須山身上，則著意刻畫樂觀活潑，富有革命朝氣；伊藤身上，著重描寫她刻苦改造，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和善于做群眾工作的才干，以及女性特有的細致。同時，作品還把人物置于多種關系之中，以表現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如“我”與母親、笠原的關系，伊藤與自己的母親的關系，須山與“我”的母親的關系等等。最后，在結構上，小說以倉田工廠工人斗爭為經，以“我”的革命活動和生活為緯，經緯交織，巨細結合，簡而多變，紊而不亂。這既突出了當時日本革命斗爭的艱苦卓絕，也反映了革命者的英勇奮斗、堅韌不拔。同時，在情節發展上，還運用了不可預測的陡轉的手法，如太田的背叛、笠原的解職、罷工的挫折等等，使作品具有懸念性，增強了情節發展的氣勢，最終趨于高峰而戛然而止，給讀者一種余味無窮的藝術感受。這種情節的多變，正是當時革命斗爭的曲折性、復雜性、艱巨性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