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問題發端

傅斯年

人生問題是個大題目!是個再大沒有的題目!照我現在的學問思想而論，決不敢貿貿然解決他。但是這個問題，卻不能放在將來解決;因為若不曾解決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議論，一切行事，都覺得沒有著落似的。所以不瞞鄙陋，勉強把我近來所見，寫了出來，作為我的人生觀。還要請看的人共同理會這個意思，大家討論，求出個確切精密的結束;我這篇文章，不過算一種提議罷了。所以題目就叫做人生問題發端。一年以來，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辯論的時候，有許多話說不出來，——對著那種人說不出來;——就是說出來了，他依然不管我說，專說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說，專說我的，弄來弄去，總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著痛苦，就要想出條可以接近的辦法;又從這里想到現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兩件事是根本問題，——是一切問題的根本，是使我們所以為我們，他們所以為他們，使他們不能為我們，我們不能為他們的原動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觀念的不同。這兩件既然絕然不同，一切事項，都沒接近的機緣了。就思想而論，我們說，“凡事應當拿是非當標準，不當拿時代當標準”;他們說，“從古所有烏可議廢者·”就人生而論，我們說，“凡人總當時時刻刻，拿公眾的長久幸福，當做解決一切的根本”;他們說，“無念百年，快意今日”。這樣的相左，那能夠有接近的一天·要是還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這根本觀念，去化他的根本觀念;如若化不來，只好作為罷論;如若化得來，那么就有公同依據的標準了。一切事項，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學的革命”，“倫理的革命”，“社會的革命”，……雖然是時勢所迫，不能自已;然而竟有許多人不肯過來領會的。我們姑且不必請他領會，還請他“少安勿躁”，同我們討論討論這根本問題。這根本問題是兩個互相獨立的嗎·我答道，不但不能說互相獨立，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問題，——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有這樣特殊的思想式，就有這樣特殊的人生觀;有那樣特殊的人生觀，就有那樣特殊的思想式;兩件事竟斷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這兩題作為一體，往深奧處研究去，差不多就遮蓋了哲學的全部。但是這樣研究，作者淺陋，還辦不到;而且實際上也沒大意思，不如就形質上分作兩題，各自討論。所有思想式一題，等在本志第三號上討論去。現在把人生觀念一題，提出來作個議案罷。

(一)

我們中國人在這里談論人生問題，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甚么地步，可就要枉費上許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義。因為人生的各種觀念，許多被人家研究過了，盡不必一條一條的尋根徹底;徑自把他的成功或失敗，作為借鑒，就方便多著了。所以我在評論中國各派人生觀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觀念里的各種潮流，約略說說。一章短文里頭，原不能說到詳細，不過舉出綱領罷了。Ludwig Feuerbach說：“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后來是理，最后是人。”這句話說的很妙，竟可拿來代表近代人生觀念的變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釋人生問題。后來覺著沒有憑據，講不通了，轉到理上去。然而理這件東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Intellectualists和其他的Classical philosophers講得翻江倒海，終是靠不著邊涯。于是乎又變一次，同時受了科學發達的感化，轉到人身上去。就是拿著人的自然，解釋人生觀念，——簡捷說罷，拿人生解釋人生，拿人生的結果，解釋人生的真義。從此一切左道①的人生觀念，和許多放蕩的空議論，全失了根據了。我們考索人生問題，不可不理會這層最精最新的道理。人對于自身透徹的覺悟，總當說自達爾文發刊他的《物種由來》和《人所從出》兩部書起。這兩部書雖然沒有哲學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關系，——就是人的外周，——說明白了。到了斯賓塞②，把孔德所提出的社會學，研究得有了頭緒，更把生物學的原理，應用到社會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關系，又明白個大概。后來心理學又極發達，所有“組織”(Structural)、“機能”(Functional)、“行為”(Behavioristic)各學派，都有極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內部，又曉得了。這三種科學，——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都是發明人之所以為人的。生物學家主張的總是“進化論”(Evolutionism)，從此一轉就成了“實際主義”(Pragmatism)。法國出產的“創化論”(Evolution Creatrice)，也是從進化論轉來。什么Life urge和Life Spirit，雖然一個說科學解釋不了，一個更近于宗教，然而總是受了進化論的影響，并且可以說是進化論的各面。這并不是我專用比傅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實各派的思想，雖是“分流”，畢竟“同源”。所以B.Russell在他的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里，竟把這些派別歸為一類，叫做進化論派;Eucken在他的Knowledge and Life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評去。我把他合在一起的緣故，是因為都是現代思潮一體的各面，都是就人論人，發明人之所以為人，都不是就“非人”論人。我們受了這種思潮的教訓，當然要拿人生解決人生問題了。但是現在為說明之便，卻不能合籠一起講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論到小節，竟是一人一樣;論大體，卻可作為兩大宗：第一，是生物學派;第二，是實際主義派。現在不便詳細講解他，姑且舉出他兩派供給于人生觀念最重要的事實罷了。生物學派，拿自然界做根據，解釋人生。他所供給人生觀念最切要的，約有以下各條：——(1) 使人覺得他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曉得以己身順應自然界。(2) 古時候的“萬物主恒”之說，沒法存在了。曉得各種事物，都是隨時變化的，曉得人生也在“遷化之流”里頭，可就同大夢初醒一般，勉力前進。許多可能性，許多潛伏力，不知不覺發瀉出來。現在人類一日的進步，賽過中世紀的一年，都為著人人自覺著這個，所以能這樣。(3) 古時哲學家對于人生動作，多半立于旁觀批評的地位，沒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勵動作的。自從“生存競爭”發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競爭”的別面，——“互助”——一正一反，極可以鼓勵人生的動作。這個原理仿佛對人生說道：“你的第一要義，就是努力。”(4) 古時哲學家的人生觀念，有時基于形上學，盡可以任意說去，全沒著落。生物學派把這些虛物丟掉，拿著人的地位一條發明，盡夠棄掉各種“意界”的代價而有余。從此思想上所謂“想象的優勝與獨立”(Imaginary Superiority and Independence)，不能存在，總須拿人生解釋人生問題。這樣一轉移間，思想的觀念變了，人生的觀念變了。因為思想從空洞的地方，轉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圍內事，多半被思想揭開蓋了。(5) 看見人類所由來的歷史是那樣，就可斷定人類所向往的形跡必定也是那樣。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觀。尼采的話，雖然說的太過度了;但是人類不止于現在的景況，卻是天經地義。從此知道天地之間，是“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人生的真義，就在乎力求這個“更多”，永不把“更多”當做“最多”。以上都是生物學派所供給的。但是專把生物學解釋人生，總不免太偏機械的意味。斯賓塞也曾自己覺著他的生活界說不切事實，說：“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學的名詞能夠表現的。”所以從生物學派更進一層，就是實際主義的說話。現在把這主義供給人生觀念最要緊的道理，寫在下面：——(1) 生物學派的人生觀念，是機械的;實際主義的人生觀念，是創造的。(2) 哲姆士③說：“精神主義的各種，總給人以可期之希望;物質主義卻引人到失望的海里去。”(James' Pragmatism p.108)生物學派的主張，雖然叫人努力，但是極不努力的道理，也可憑藉著生物學家的議論而行。實際學派感覺著這個，把“軟性”人和“硬性”人兩派，哲學外表的相左揭破了，事實上聯成一個：一邊就人性講得透徹，不象理想家的不著邊涯;一方說“道德生活是精神的;精神是創造的”(Creative Intelligence p.408)，不象生物學派講得全由“外鑠”。這類的人生觀念，是科學哲學的集粹，是昌明時期的理想思潮，和十九世紀物質思潮的混合品，是在現代的科學、社會生活、哲學各問題之下，必生的結果。(3) 古時哲學家總是拿宇宙觀念解釋人生問題，總不能很切題了。生物學家也是拿生物原理解釋人生問題，每每把人生講得卑卑的很。實際主義卻拿著人生觀念，解釋一切問題。只認定有一個實體，——就是人生，——不認定有唯一的實體，——就是超于人生。所有我們可以知，應當知，以為要緊，應當以為要緊的，都是和人生有關，或者是人生的需要。供給人生的發達與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損害人生的發達與成功的，是無用(包括有害)，無用就是假。這樣抬高人生觀念的位置，不特許多空泛的人生觀念，一括而清，就是生物學派只曉得人生的周圍，不曉得人生的內心的人生觀念，也嫌不盡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實際主義是生物學派進一層的，是聯合著生物學派，發明人之所以為人的。(4) 既然發明人生是制定思想上、道德上一切標準的原料，就可以拿人生的福利(Welfare)，和人生的效用(Effects)，去解決人生問題。從此人生的意義，脫離了失望，到了希望無窮的海;脫離了“一曲”，到了普通的境界;脫離了“常滅”，到了永存的地位。照這看來，拿人生解釋人生，是現在思想潮流的趨勢。我們在這里研究人生問題，當然不能離開這條道路呵!

(二)

然而中國現在最占勢力的人生觀念，和歷史上最占勢力的人生學說，多半不是就人生解釋人生，總是拿“非人生”破壞人生。何以有這樣多的“左道”人生觀念呢·我想中國歷來是個亂國，亂國的人，不容覺悟出人生真義。姑且舉出幾條駁駁他。第一是達生觀。這種人生觀，在歷史上和現在，都極有勢力。發揮這個道理的人，當然以莊周④做代表;阮籍⑤的《大人先生傳》和《達莊論》，也是這道理。這一派大要的意思，總是要“齊死生，同去就”，并且以為善惡是平等的，智愚是一樣的;看著人生，不過是一切物質的集合，隨時變化，沒有不滅的精神;所以堯、舜、桀、紂都沒差別，“死則腐骨”。照這樣人生觀念去行，必定造出與世浮沈的人類。既然不分善惡，所以沒有不屈的精神;既然沒有將來的希望，所以不主張進化;既然以為好不好都是一樣，所以改不好，以為好只是多事;既然只見得人生外面，時時變化，不見得人生里面，永遠不變，所以看得人生太沒價值了。照效果而論，這種達生觀已經這樣可怕。若果合于真理，尚有可說，無如拿真理解他，他并沒立足之地。凡立一種理論，總要應付各種事實，但凡有一處講不通，這理論就不能成立。我們是人;人有喜，有怒，有若干的情緒，有特殊的情操，有意志，有希望;拿這種達生觀去應付，一定應付不下的。因為達生觀忽略人性，所以處處講不通了。達生觀竟可以說是一種“非人性的人生觀”。就以阮籍個人而論，總應該實行這達生觀了。但是《晉書》本傳里說：“籍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照這樣看，阮籍竟不能實行下去。他愛他兒子，他不愿意他兒子學他，可見他這道理是不普遍的;不普遍的道理，是不能存在的道理;然而大說特說，真是自欺。還有一層，照這達生觀的道理而論，善惡是一樣，一切是平等了;那么“大人先生”和“裈中群虱”是沒分別，達生的和不達生的是沒上下。何以偏說“大人先生”好，“裈中群虱”不好;達生的好，不達生的不好呢·既然“一往平等”了，沒有是非了，只好“無言”;然而偏來非那些，是這些，罵那些，養這些，真是自陷。總而言之，解釋人生真義，必須拿人性解去，必須把人性研究透徹，然后用來解釋。如若不然，總是不遮蓋事實的空想了。至于達生觀所以在中國流行，也有幾條緣故。第一，中國人是只見物質不想精神的。第二，中國人缺乏科學觀念，所以這樣在科學上講不通的人生觀念，卻可以在中國行得通。第三，——這是最要緊的原故，——中國的政治永遠是昏亂;在昏亂政治以下，并沒有人生的樂趣，所以人生的究竟，不可得見。忽然起了反動，就有了達生觀了。第二是出世觀。出世的人生觀有兩種：一、肉體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隱遁一流人，后者是一種印度思想。中國歷史上最多隱士，都是專制政治的反響。專制政治最能消滅個性;盡有許多有獨立思想的人，不肯甘心忍受，沒法子辦，只有“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什么“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啊!都是在昏亂時候。有時太平時代，也出隱士，看來似乎可怪，其實也是為著社會里政治里不能相容，然后自己走開。這樣本不是一種主義。在實行隱遁的人，也并不希望大家從他。所以有這樣情形，盡可說是在一種特殊境況之下，發生來的一種特殊變態;我們大可置而不論了。至于那一種印度思想，惑人卻是不少。他們以為人生只有罪惡，只有苦痛，所以要超脫人生。揣想他的意旨，并不是反對人生，原不過反對苦痛，但是因為人生只有苦痛，所以要破壞人生。照現在文化社會的情形而論，人生只有苦痛一句話，說不通了。更加上近代科學哲學的證明，超脫人生的幸福，是不可求的。什么“涅槃”(Nirvana)一種東西，是幻想來的。這也是在印度亂國里應有的一種思想，也是受特殊變態的支配，也是拿“非人”論人，不能解釋人生的真義。第三是物質主義。中國人物質主義的人生觀，最可痛恨。弄得中國人到了這步田地，都是被了他的害。這種主義在中國最占勢力，也有個道理。中國從古是專制政治，因而從古以來，這種主義最發達。專制政治，原不許人有精神上的見解，更教導人專在物質上用工夫。弄到現在，中國一般的人，只會吃，只會穿，只要吃好的，只要穿好的，只要住好的，只知求快樂;只知縱淫欲……。離開物質的東西，一點也覺不著;什么精神上的休養、奮發、苦痛、快樂、希望，……永不會想到。這樣不僅卑下不堪，簡直可以說蠢的和豬狗一樣。一切罪惡，都從不管精神上的快樂起來。所以不管精神上的快樂，都因為僅僅知道有物質。這種觀念，在哲學上并沒有絲毫地位，原不值得一駁。我們只要想幾千年前人類，要是只有這種觀念，必定沒有我們了。我們要是只有這種觀念，必定沒有后人了。可見這觀念和人生勢不兩立，那么當然不能拿他解釋人生了。第四是遺傳的倫理觀念。有人說道德為人而生。也有人說，人為道德而生。后一層道理，已經是難講得很：縱然假定人為道德而生，也應當是為現在的，真實的道德而生;不應當是為已死的虛矯的道德而生。在現在中國最占勢力的人生觀念，是遺傳的倫理主義。他以為人為道德而生，——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不許有我，不許我對于遺傳下來道德的條文有惑疑。硬拿著全沒靈氣的人生信條，當做裁判人生的一切標準。中國人多半是為我主義，這卻是無我論。何以無我呢·因為有了道德，就無我了;有了道德上指明的“君”、“父”，就無我了;有了制定道德的圣人，就無我了。這道理竟是根本不承認有人生的，他的講不通，也不必多說了。這四種都是在中國流行的“左道”人生觀念。有人問我，何以這幾樣都算做“左道”·我答道： “因為他們都不是拿人生解釋人生問題，都是拿‘非人生’破壞人生，都是拿個人的幻想，或一時壓迫出來的變態，誤當做人生究竟。”其余的“左道”觀念，尚是很多，一篇文章里不能一一說到。只要把“就人生論人生”一條道理當做標準，不難斷定他的是非了。

(三)

既然“左道”的人生觀念，都是離開人生說人生，我們“不左道”的人生觀念，當然要不離開人生說人生了。但是不離開人生說人生，——就人生的性質和效果斷定人生的真義，——卻也不是容易的事。想這樣辦，必須考究以下各條事實：——(1) 人在生物學上的性質;——就是人在自然界的位置。(2) 人在心理學上的性質;——就是人的組織、機能、行為、意志各方面的性質。(3) 人在社會學上的性質;——就是人和人，個人和社會相互的關系。(4) 人類將來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5) 生活永存的道理(The Immortaliliy of Life)。(我這里說生活永存，萬萬不要誤會。我是說“生活的效果Effects”永存，“社會的生活”永存，不是說“個人的生活的本身”永存。)把這五條研究詳細，不是我這“發端”的文章應有的事。況且我學問很淺，也不配仔細述說這些。所以要做這篇文章的緣故，原不過提出這人生問題，請大家注意;請大家去掉“左道”，照正道想法去解決他;并不敢說我已經把他圓滿解決了。但是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哲學，上至大總統，下至叫花子，都有他的人生哲學。我對于人生，不能沒有一番見解;這見解現在卻切切實實相信得過，也把他寫了出來，請大家，想想罷。人生的觀念應當是：——為公眾的福利自由發展個人。(我現在做文，常覺著中國語宣達意思，有時不很親切。在這里也覺這樣。我把對待的英文，寫出來罷。“The frec developement of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for the Common Welfare”。)

(四)

我這條人生的觀念，看來好象很粗，考究起來，實在是就人生論人生，有許多層話可說。怎樣叫做自由發展個人·就是充量發揮己身潛蓄的能力，卻不遵照固定的線路。怎樣叫做公眾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為什么要為公眾的福利·就是因為個人的思想行動，沒有一件不受社會的影響，并且社會是永遠不消滅的。怎樣能實行了這個人生觀念·就是努力。這話不過略說一兩面。我這人生觀念，決不是兩三行文章，可以講圓滿了的。但是多說了，看的人要討厭了，姑且拋開理論，把偽《列子·湯問篇》里一段寓言，取來形容這道理吧。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龁，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余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為乎·”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這段小說把努力為公兩層意思，形容得極明白了。“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為乎·”一句話，尤其好。我們可以從這里透徹的悟到，人類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層一層堆積來的，群眾是不滅的;不滅的群眾力量，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界的。末一節話雖荒唐，意思乃是說明努力的報酬。但能群眾永遠努力做去，沒有不“事竟成”的。我們想象人生，總應當從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觀念就是“愚公移山論”。簡截說罷，人類的進化，恰合了愚公的辦法。人類所以能據有現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為從古以來的人類，不知不覺的慢慢移山上的石頭土塊：人類不滅，因而漸漸平下去了。然則愚公的移山論，竟是合于人生的真義，斷斷乎無可疑了。這篇文章，并沒說到仔細。仔細的地方，我還要研究去，奉勸大家都研究去。研究有得再談罷。

原載1919年1月1日《新潮》第1卷第1號

〔注釋〕　①左道：泛指邪道，有貶義色彩。　②斯賓塞(1820—1903)：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進化論者，實證主義的主要代表之一。　③哲姆士：詹姆斯(1842—1910)，美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及機能心理學的先驅。其意識流概念為批判心理學元素主義的先聲，情緒說則預示20世紀行為主義的誕生。在美國心理學史中，特別是在理論上有重要貢獻。　④莊周：莊子(約前369—前286)，戰國時期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　⑤阮籍(210—263)：三國時期曹魏末年詩人。思想上崇奉老莊，政治上采取謙退沖虛、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向秀、劉伶等人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鑒賞〕　古往今來，關于人生問題的議論浩如煙海，眾說紛紜。傅斯年的《人生問題發端》之所以吸引人們的注意，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光芒，就在于作者花費了很大的功夫，在貌似說不清、理還亂的藤蔓糾結中，用科學精神理清了頭緒。他辨析查證，有破有立，觀點鮮明，邏輯性強，鞭辟透里，給我們提供了研究人生真義的路徑。作者開宗明義就說，“人生問題是個大題目!是個再大沒有的題目!”接連兩個驚嘆號，提醒人生問題之重要與迫切。人生觀對人的實際行為、社會文明的發展產生不可低估的作用，有的人堅持“時時刻刻，拿公眾的長久幸福，當做解決一切的根本”，而有的人則以“無念百年，快意今日”為信條。因為看人生的著眼點不同，帶來人生觀念的大相徑庭，甚至有十萬八千里之遙。在評論中國各派人生觀念之前，傅斯年列舉了西洋人在這方面的研究歷程。比如，由開始信仰上帝，用上帝的道理解釋人生問題;到終于發覺種種破綻，講不通，轉向了形而上學的理論探索;然而空泛的道理，即便翻江倒海也不著邊際，于是回轉到人本身，以人的實際狀況和結果來解釋人生，探求人生的真義。達爾文說清了人和自然界的關系;孔德、斯賓塞把人的生物學原理應用到社會人生上，人際關系明白了大概;再后來，心理學得以發展，深入到人身的內部。如此，這艘在茫茫海上航行的船有靠岸的希望了。作者將西方解釋人生的觀念分為兩大宗，即生物學派和實際主義學派，并在此基礎上作出是非評判，優劣比較。前者讓我們了解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的潛力和潛能，從生存競爭到互助等，但其局限在于偏機械，難以解讀人性的全部。人高于獸，應該是文化意義上的人。后者躍上一層，回到人的本體解釋人生，最要緊的在于關聯實際狀態中的人生，幫助人生發達與成功，同時又以為人生需要精神引領，反對墜入物質主義深淵，因而是積極的、有創造性的。回到中國人自身，作者敢于正視幾千年慘無人道的封建統治，敢于正視昏暗的現實，一針見血批評了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下，中國人的人生觀是拿“非人生”的觀念來肢解人生，否定人生的意義，破壞人生的豐富和生趣。先說達生觀。認為按照莊子的觀念，世間沒有是非之分，福和禍沒有意義，生和死也沒有差別，活著和死了差不多，無可留戀。不管你是偉人、賢人還是惡人、庸人，既然結局都要灰飛煙滅，生命價值就是一樣的。這種人生觀是要人們與世浮沉，隨波逐流，與有喜怒、有情操、有意志、有希望的人性人情相悖太大。傅斯年指出形成這種人生觀的原因有三個：一是中國人只見物質不想精神;二是中國人缺乏科學觀念;三是最要緊的由于專制政治的壓抑，在昏亂政治之下，沒有人生的樂趣，自然也沒有了。再說出世觀。出世觀又分肉體的出世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隱遁，許多隱士逃避社會，“是專制政治的反響”，不愿入世;后者是佛教思想，萬事皆空，故尋求超脫人生。再次是物質主義。在中國最占勢力，歷代專制政治，不許人有精神見解，只好以物相誘，讓人只求物質利益，至于精神上的要求、個人修養、快樂、希望等，則會之闕如，在這種人生觀指導下，人極易墮落，有時等同于豬狗一類動物。最后是遺傳的倫理觀念。認為人為虛矯的道德，即所謂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有君父就沒有“我”，是無我論的人生觀。傅斯年把這四種人生觀都稱為“左道”，都不是現代社會應該提倡的。經上述鋪墊后，作者審時度勢，力主透悟符合人性的科學人生觀，把人們從茫茫迷霧中引出來。他認為研究人生的真義，有著不可忽視五個方面：1.從生物學引發而來，人在自然界的位置;2.由心理學引發而來，人的組織、機能、行為、意志各方面的性質;3.由社會學引發而來，人和人、個人和社會的相互關系;4.人類將來的福利和求得的方法;5.社會意義的生活永存的道理。這是回到人的本位，沿著正道探求人生哲學。用一句帶有總結性的話來說，人生的觀念應當是“為公眾的福利自由發展個人”。個人永遠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個人發揮己身潛蓄的能力，為公共求得的福利，自然也有個人的一份。文章最后，引錄了“愚公移山”的寓言，堅信人類的文化和福利需求，經過一代又一代人胼手胝足的努力，會“事竟成”的。傅斯年是歷史學家，五四運動的領袖之一。他認為民眾的素質低下，不能構成健康的社會，也無法擔負社會責任和義務。在此文中，他高屋建瓴，以簡潔筆法，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系統論述了人性與人生觀問題。沒有人性的解放，沒有正確人生觀的確立，社會、政治、文化等諸多問題都將無法解決。在期求人的個性全面發展，向往民族復興的今天，豈非也是發人深省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