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并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對于“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么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絕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料這大口竟夸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后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后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么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于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于上海寓居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