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jù)論

吳　虞

商君、李斯破壞封建之際，吾國本有由宗法社會轉(zhuǎn)成軍國社會之機;顧至于今日，歐洲脫離宗法社會已久，而吾國終顛頓于宗法社會之中而不能前進。推原其故，實家族制度為之梗也。《鉤命決》①記孔氏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董仲舒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然孔子之修《春秋》，最為后世君主所利用者，不外誅亂臣賊子，黜諸侯，貶大夫，尊王、攘夷諸大端而已。蓋孔氏之志，誠如荀卿《儒效篇》所謂“大儒之用，無過天子三公”，宜其言如此。至其所作《孝經(jīng)》，多君親并重，尤為荀卿“三本”②之說所從出。《開宗明義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玄宗注云：“言教從孝而生。”其教之最要者曰：“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玄宗注云：“忠孝道著，乃能揚名榮親，故曰，終于立身。”《士章》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祿位。”《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五刑章》曰：“要君者無上，非圣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正義》云：“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愛于親，皆為不孝，大亂之道也。”《廣揚名章》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詳考孔子之學說，既認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為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為能立身，然后可以揚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長，皆能忠順，則既可揚名，又可保持祿位。居家能孝，則可由無祿位而為官。然孝敬忠順之事，皆利于尊貴長上，而不利于卑賤，雖獎之以名譽，誘之以祿位，而對于尊貴長上，終不免有極不平等之感。故舜以孝致天下，獲二女，而巢父、許由③不屑為之;孔氏不廢君臣之義，而荷蓧丈人④則譏其“四體不勤，五谷不分”，視同游民。此又尊貴長上之所深忌畏惡，而專制之學說有時而窮。于是要君非圣者，概目之為不孝，而嚴重其罪名，以壓抑束縛之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自是以后，雖王凌⑤、嵇紹⑥之徒，且見褒于青史矣。“孝乎惟孝，是亦為政”，家與國無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君與父無異也。推而廣之，則如《大戴記》⑦所言：“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非孝也;戰(zhàn)陣無勇，非孝也。”蓋孝之范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而君主專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則又以有子之言為最切實。有子曰：“孝弟也者，為人之本。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其于銷弭犯上作亂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故劉寶楠云：(《論語正義》)“作亂之人，由于好犯上;好犯上，由于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jié)焉;束發(fā)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jié)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逾，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為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篇》云：‘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為忠臣順下，而不好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儒家以孝弟二字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聯(lián)結(jié)之根干，而不可動搖。故潘維城云：(《論語古注集箋》)“作亂者，《禮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鄭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有子此言，蓋兼乎《孝經(jīng)》《春秋》之義。孔子道在《孝經(jīng)》，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發(fā)膚，保其祭祀，無奔亡弒奪之禍，即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人人不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矣。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jīng)》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于已事之后，《孝經(jīng)》明之于未事之先，其間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其主張孝弟，專為君親長上而設(shè)。但求君親長上免奔亡弒奪之禍，而絕不問君親長上所以致奔亡弒奪之故，及保衛(wèi)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權(quán)。夫為人父止于慈，為人子止于孝，似平等矣：然為人子而不孝;則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固無制裁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似平等矣：然為人臣而不忠，則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于君之無禮者，固無制裁也。是則儒家之主張，徒令宗法社會牽掣軍國社會，使不克完全發(fā)達，其流毒誠不減于洪水猛獸矣。《滿清律例》，“十惡”⑧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實儒教君父并尊之旨。顧其所列“父母在別籍異財”，“居父母喪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父母喪匿不舉哀”諸條，《新刑律》皆一掃而空之。此則立憲國文明法律與專制國野蠻法律絕異之點，亦即軍國社會與宗法社會絕異之點，而又國家倫理重于家族倫理之異點也。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貴賤不平等之義當然劣敗而歸于淘汰。頑固錮蔽之士大夫，雖欲守缺抱殘，依據(jù)“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學理，盡其三年無改之孝，而終有所不能。何也·吾國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所以不能收回，實由法律不良之故。法律之所以不良，實以偏重尊貴長上，壓抑卑賤，責人以孝敬忠順，而太不平等之故。今年九月，荷蘭海牙和平會修改《萬國法典》之期，駐荷公使魏宸組電請將民國已頒未頒之法律從速編訂，提交該會，加入《萬國法典》，以便收回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故使吾國法律不加改正，與立憲國共同之原則違反，則必不能加入，而喪權(quán)辱國，獨立國所無之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永遠不能收回。若欲實行加入，固非儒教之舊義、滿清之律例所克奏效，斷斷然也。孟德斯鳩曰：“支那立法為政者之所圖，有正鵠焉：求其四封寧謐，民物相安而已。然其術(shù)無他，必嚴等衰，必設(shè)分位。故其教必辨于最早，而始于最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為義，不自事親而止;蓋資于事親，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如長年、主人、官長、君上者，將皆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禮教言，其相資若甚重者，則莫如謂孝弟為不犯上作亂之本是已。蓋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無異于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權(quán)力勢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盡孝之繁文而節(jié)之，則其因之起于庭闈者，其果將形于君上。蓋君上固作民父母者也。”夫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則主體墮地。莊子《盜跖篇》，直斥孔丘為“魯之巧偽人”，謂其“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幸于封侯富貴”。大揭其借孝弟以保持祿位之隱衷于天下后世，真一針見血之言。故余謂盜跖⑨之為害在一時，盜丘之遺禍及萬世;鄉(xiāng)愿之誤事僅一隅，國愿之流毒遍天下。莊子《天運篇》謂“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蓋已深悉儒家標舉孝弟之真諦，故意極非之。至《商君書·去強篇》直謂“國有禮樂孝弟，必削至亡”;《靳令篇》直以禮樂孝弟等于六虱;即宋儒謝上蔡⑩，亦言“孝弟非仁”，合于莊子。此豈皆悉屬顓蒙而毫無所見者哉·是故為共和之國民，而不學無術(shù)，不求知識于世界，而甘為孔氏一家之孝子順孫，挾其游豮[[!B11]]怒特蠢悍之氣，不辨是非;囿于風俗習慣釀成之道德，奮螳臂以與世界共和國不可背畔之原則相抗拒;斯亦徒為蚍蜉[[!B12]]蟻子之不自量而已矣!明李卓吾[[!B13]]曰：“二千年以來無議論，非無議論也，以孔夫子之議論為議論，此其所以無議論也。二千年以來無是非，非無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為是非，此其所以無是非也。”而孟軻之辟楊墨，亦曰：“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仍以君父并尊，為儒教立教之大本。夫為我何至于無君·兼愛何至于無父·此不合論理之言，學者早已譏之。而今世民主之國，概屬無君，豈皆如孟軻所詆為禽獸者乎·使孟軻生今日，當慨禽獸之充塞于世界，抑將爽然自悔其言之無絲毫價值也·或曰：子既不主張孔氏孝弟之義，當以何說代之·應之曰：老子有言，“六親不和有孝慈。”然則六親茍和，孝慈無用，余將以“和”字代之。既無分別之見，尤合平等之規(guī)，雖蒙“離經(jīng)叛道”之譏，所不恤矣。

原載1917年2月1日《新青年》2卷6號

〔注釋〕　①《鉤命決》：漢代流傳下來緯書之一，為《孝經(jīng)緯》中的一種。主旨說明天人相通之理，講孝心感動天地，孝心無所不包。　②“三本”：源出《荀子·禮論》：“禮有三本：天地者，禮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把事天地、尊先祖、隆君師為“禮”的三個根本內(nèi)容。　③巢父、許由：二人均為古代隱士。巢父因居于樹上而得名，相傳堯要把君位讓給他，他不受。相傳堯要把君位讓給許由，他逃到箕山下，農(nóng)耕而食。　④荷蓧丈人：春秋時隱士，姓名不詳。與子路相遇時，用木杖擔竹制農(nóng)具，故稱“荷蓧丈人”。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之語批評孔子。　⑤王凌(172—251)：三國魏將領(lǐng)。司徒王允之侄。曹操辟為丞相掾?qū)伲轂樯ⅡT常侍。在征討吳國時屢建戰(zhàn)功，封為南鄉(xiāng)侯，后升為司空。因忠于曹魏王朝，司馬懿遣大軍討之，王凌知不敵遂自盡。　⑥嵇紹(253—304)：竹林七賢嵇康之子。嵇紹10歲時，嵇康為司馬氏集團所殺。山濤掌管人事大權(quán)時，舉紹為秘書丞，再升遷為汝陰太守。在八王之亂中，嵇紹拼死保衛(wèi)晉惠帝，為成都王司馬穎部下所殺。　⑦《大戴記》：即《大戴禮記》，儒家經(jīng)典之一。西漢戴德?lián)惹亍⑶貪h各種禮學論著所編纂的選集。為中國古代社會與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⑧十惡：古代王朝為維護其專制統(tǒng)治所規(guī)定的不可赦免的十種重大罪惡，為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nèi)亂。由唐至清，相沿不改。　⑨盜跖：人名，傳說為一大盜。《莊子》中的一篇名為《盜跖》，以跖與孔子對話的形式寫成。用許多文字丑化、攻擊孔子及其學說，稱孔子為“魯國之巧偽人”。　⑩謝上蔡(1050—1103)：即謝良佐。北宋學者。上蔡(今屬河南)人，學者稱上蔡先生。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并稱程門四大弟子。　[[!B11]]豮(fén)：閹割過的豬。　[[!B12]]蚍蜉：一種昆蟲。生存期很短，一般朝生暮死。　[[!B13]]李卓吾(1527—1602)：即李贄。明代思想家、文學家。對孔子及儒學持激烈的批判態(tài)度，反對孔子偶像化，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因反對封建道統(tǒng)，以惑世誣民的罪名被捕，自殺于獄中。〔鑒賞〕　這是新文化運動中一篇著名的反孔非儒的文章。吳虞把孔子提倡的孝，與家族制度及君主專制連在一起，進行了全面的抨擊。吳虞提出，近代中國落后于歐洲，皆是家族制度從中作梗的緣故。“至于今日，歐洲脫離宗法社會已久，而吾國終顛頓于宗法社會之中而不能前進。推其原故，實家族制度為之梗也。”家族制度，是建立在父系家長制的權(quán)威基礎(chǔ)上的。家族制度以孝作為維系家族的道德準則，要求個體無條件服從，強調(diào)尊祖敬宗與尊卑長幼之別。到新文化運動期間，家族在中國依然是社會的基本單位。近代中國不能與歐洲各國同步前進，吳虞以為家族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吳虞指明，孝是家族制度與君主專制的黏合劑，是專制政治的基石，這與孔學以孝為立足點是分不開的。“詳考孔子之學說，既認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論語·學而》記載了孔子學生有子的話，說從來沒有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尊愛兄長，卻喜歡犯上作亂的。內(nèi)中包含了移孝作忠的意思。“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早在漢代就流傳了，并一直持續(xù)到晚清。東漢章帝時大鴻臚韋彪說：“夫國以簡賢為務(wù)，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可移于君，是以忠臣必求孝子之門。’”(《后漢書·韋彪列傳》)此語的意蘊是說，君臣關(guān)系就是家庭父子關(guān)系的放大體。孝順父母也好、順從君主也罷，都要求人們服從外在的權(quán)威，即家長與君主的權(quán)威。在《說孝》中吳虞斷言，儒家“教孝”、“教忠”，就是“不要犯上作亂。把中國弄成一個‘制造順民的大工廠’”。孝是忠的載體，沒有孝這一基石，忠也就不存在了。“夫孝之義不立，則忠之說無所附，家庭之專制既解，君主之壓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則主體墮地。”忠缺了“孝義”這一“主石”，家長與君主的權(quán)威性，也就轟然倒塌了。“孝之范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家族制度通過孝為紐帶，來維護封建專制制度，成為它的社會基礎(chǔ)。吳虞斷言：“儒家以孝弟二字為二千年來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聯(lián)結(jié)之根干，而不可動搖。”通過對“孝”在歷史上被法制化的分析，吳虞認為家族制度是封建等級制度的護身符。儒家主張父慈子孝，照理雙方在法律上應當是平等的。中國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規(guī)定，罵長輩的，處絞刑;打長輩的，處斬。如果子孫違犯父母的教誨被長輩打死的，長輩只判一年半徒刑。儒家倫理成為法律的尺度，出自內(nèi)在自覺要求的道德，演衍成為外力強行制裁的準繩。吳虞憤懣地說：為人子而不孝，“則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于父之不慈者，故無制裁也。”《滿清律例》是以《唐律》為藍本的，《唐律》把“不孝”列為“十惡”中的第七條，“《滿清律例》，‘十惡’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實儒教君父并尊之旨”。孝作為道德規(guī)范被法制化了，成為維護“君父并尊”的工具。以往論著分析此文，很少考慮吳虞的學術(shù)背景。1905年，吳虞就學于日本法政大學，期間認真鉆研歐美各國憲法、民法與刑法，并與清律例比較對勘后，表示與以往的舊學問劃然懸絕。他說，現(xiàn)今“新刑律”把“不孝”的罪名“皆一掃而空之”。“此即立憲國文明法律與專制國野蠻法律絕異之點”。比照已經(jīng)建立了共和國的現(xiàn)實，倫理被法制化從而維護等級制度的做法，其合理性是沒有的了：“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貴賤不平等之義當然劣敗而歸于淘汰。”陳獨秀稱吳虞為“蜀中名宿”，胡適譽他為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作為新文化運動中最年長的一位民主主義者，他對共和體制情有獨鐘。辛亥革命前夕，他寫文章批評儒教與家族制度，清廷下令逮捕這個“名教罪人”。清廷被推翻后，他才獲人身自由。吳虞認為，儒教與君主有著相互幫助的關(guān)系，儒教不藉君主之力，則其道不行，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則其位不固。因而做皇帝夢的袁世凱，“首制祭祀天地祭孔之大典，儒教與君主，蓋相得益彰也”。他從家族制度去否定專制制度，目的是為了共和體制在中國得到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