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第二書(節選)

康有為

夫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土耳其天下陸師第一而見削，印度崇道無為而見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開其智。武科①弓刀步石無用甚矣。(《王制》謂：“臝股肱，決射御，出鄉不與士齒②。”此武后之謬制，豈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楨請廢武科，近年詞臣潘衍桐請開藝學③。今宜改武科為藝學，令各省、州、縣遍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仍專一經，以為根本;延師教習，各有專門。學政有司，會同院師，試之以經題一論及專門之業，通半中選，不限命額，得薦于省學，謂之秀才，比之諸生。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書器益多，見聞益廣，學政督撫會同其院師，每歲試其專門之業，增以經，一論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選，不限名額，貢于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廣延各學教習，圖器尤盛，每歲總裁，禮部會同大教習試之，其法與省學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其進士得還為藝學州、縣總教習，其舉人得為分教習，并聽人聘用。其諸生得還教其鄉學塾及充作各廠。其文科童試，即以經古場為正場，自占經解一，專門之學一。二場試“四書”文一，中外策一，詩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額。每場考試，人數不得過三百。增設學政，每道一人，可從容盡力矣。其鄉會試，頭場“四書”義一，“五經”解一，詩一，縱其才力，不限格法，聽其引用，但在講明義理，宗尚孔子，二場掌故、策五道，三場問外國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殿試策問，不論楷法，但取直言極諫，條對剴切者入翰林④。其文科、藝科愿互應者聽。其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如是則天下之士才智大開，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余州、縣、鄉、鎮，皆設書藏，以廣見聞。若能厚籌經費，廣加勸募，令鄉落咸設學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學，通訓詁名物，習繪圖算法，識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則人才皆可勝用矣。作于1895年

選自1895年文升閣刻本《公車上書記》

〔注釋〕　①武科：科舉時代選士分為文、武二科。唐武后長安二年(公元702年)置武舉，為武科之始。以武藝高低作為錄取的標準。被錄取的人，有武生、武舉人、武進士等稱號。此為武則天的創舉。　②“《王制》謂”句：《王制》為《禮記》中一篇，康有為摘錄時，中有省略。謂射、御之技，唯論力量的優劣，有此種技能的人，不能與士人并列。康有為認為，武則天創立的武科，是一種荒謬的制度，不能沿用。　③藝學：指近代西方科學及其應用技術。　④翰林：唐代始置翰林院，后為歷朝所沿襲。清沿明制設翰林院，掌編修國史，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進講經史，以及草擬有關典禮的文件。長官為掌院學士，所屬官職如檢討、庶吉士、待詔等統稱翰林。〔鑒賞〕　開民智為當務之急，是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即《公車上書》)中提出的主張。理由是“才智之民多則國強”，矛頭針對科舉制度，內容為取消武科與變更文科的考試內容，以及取士方法。《公車上書》是康有為七次上書中的第二次。漢代用公家車馬接應舉的士人，后世便以“公車”作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上清帝第二書》里簽名的，全是赴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世稱“公車上書”。時間是1895年5月，為馬關條約簽訂半個月后。一個泱泱大國敗于蕞爾小國，自然引起像康有為那樣有識之士的深刻反思。康有為用一晝兩夜的時間，寫就了這一萬八千字的長文。擺在康有為面前的頭等大事，是如何使中國強大起來。康有為給光緒開出的藥方是：遷都、練兵與變法。改革科舉制度，開發民智，為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康有為以為，武舉是“武后的謬舉”，由唐沿襲至今，不能再持續下去了。以衡量“弓刀步石”上的技能，為選拔武將的標準，“無用甚矣”。康有為說得有理，因為以冷兵器來對抗西方的“船堅炮利”、“聲光化電”，其結果必然以失敗告終，且在神州大地上已經頻頻出現。康有為斷言，“今宜改武科為藝學”，要皇帝下令在各省、州、縣開設藝學書院。藝學指西方的科學及其應用技術，包括“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在各地分設學堂，選15歲以上少年入學，“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藝學就是西學，以藝學為主要內容的書院是新式書院，與以四書五經為教材的儒家書院有本質上的不同。不過康有為并沒有全盤否定中學，主張在學堂里“仍專一經，以為根本”。此一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樣體現在考試與錄取中。康有為主張在鄉試與會試中，四書五經依然要考，但“三場問外國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額”。在殿試中，“其有創著一書，發明新義，確實有用者，皆入翰林，進士授以檢討，舉人授以庶吉士，諸生授以待詔”。通曉外國事務的，只要考試及格，都能在鄉試與會試中錄取，沒有名額限制，這是一。在殿試中，有創造發明且能應用于實際的，可以進入國家的核心部門中任官，這是二。這二條是對傳統科舉制的重大改革。在清代，孔孟的經書、程朱的注疏，是培養科舉大軍的基本教材。士人們學到的，只是一些陳舊的政治與倫理方面的知識。有關國計民生的自然科學知識，防御外敵的軍事謀略，治國的經世濟邦之學……圣賢都是不講不為的，“代圣賢立言”也就不講不為了。如顧炎武所說：“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將不成將。”(《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于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上清帝第二書》)這一結論同康有為早年醉心于西學相關。早年他有《諸天講》這一自然科學著作面世，書中說，自己最敬仰的是哥白尼日心說和牛頓天體力學。另一早期著作《康子內外篇》明言：“人道之異于禽獸者，全在智。”這同儒家一貫主張的人比禽獸可貴在于有道德的主張，是大相徑庭的，卻與西方文化強調的人的本性在求知，人與禽獸根本區別就是理性，非常合拍。康有為的“智”，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而非政治與倫理。理性是同人的認識能力相關的，是以獲取知識、求得真理為目的的，亦即“窮理勸學”。“勸學”的內容是藝學，“窮理”不在于背誦一些經書與注疏中的道理，而是以創造性與實用性為宗旨的藝學之理。在近代中國，開民智是一個重大問題。嚴復以“開民智”為“今日要政”的“三端”中的一端，到20世紀初，則有章太炎“革命開民智”的主張。要之，康有為的“才智之民多則國強”，實為先聲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