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志罪案之答辯書

陳獨秀

本志經(jīng)過三年，發(fā)行已滿三十冊。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會上卻大驚小怪，八面非難。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離經(jīng)叛道的異端、非圣無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實在是慚愧得很。對于吾國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無限悲觀。社會上非難本志的人，約分二種：一是愛護本志的;一是反對本志的。這第一種人對于本志的主張，原有幾分贊成。惟看見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認的廢物，便不必細說理由，措詞又未裝出紳士的腔調(diào)，恐怕本志因此在社會上減了信用。系這種反對，本志同人，是應該感謝他們的好意。這第二種人對于本志的主張，是根本上立在反對的地位了。他們所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jié)、破壞舊倫理(忠、孝、節(jié))、破壞舊藝術(shù)(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quán)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shù)、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社會上最反對的，是錢玄同①先生廢漢文的主張。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為只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fā)出這種激切的議論。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y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fā)表意見和他辯駁，這又是什么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xiàn)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shù)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此時正是我們中國用德先生的意思廢了君主第八年的開始，所以我要寫出本志得罪社會的原由，布告天下。

原載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號

〔注釋〕　①錢玄同(1887—1939)：語言文字學家。浙江吳興(今湖州)人。1906年留學日本，就讀于早稻田大學。次年加入同盟會。師事章太炎。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思想激進，斷言中華民族要成為文明之列，必須廢除孔學和漢文。致力于國語運動和漢字改革。著有《文字學音篇》、《古韻二十八部音讀之假定》等。〔鑒賞〕　民主與科學，英文為democracy與science，音譯為“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陳獨秀簡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為提倡民主與科學，擁護德先生與賽先生，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shù)、舊宗教。陳獨秀戲謔地說，這就是《新青年》的“罪案”。陳獨秀這么說是有背景的，那就是《新青年》出了三十冊、發(fā)行了三年后，引起了一些守舊人物的非難。守舊派反對新思想，歌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認為這是西方文化不能相比擬的精神文明。如傖父(杜亞泉)于1918年發(fā)表《迷亂之現(xiàn)代人心》一文，說由周公創(chuàng)立，孔孟繼承與發(fā)展，再經(jīng)后世大儒的“紹述”的“國是”，為我國文化之結(jié)晶體。中國所以“致同文同倫之盛而為東洋文明之中心者，蓋由于此。”代表人物林琴南、劉師培與辜鴻銘，以為民主與科學的提倡，動搖了中國文明的根基，造成了思想混亂與道德敗壞。以劉師培和黃侃為總編輯的《國故月刊》，創(chuàng)辦于1919年1月。內(nèi)中有一篇《講學救時議》的文章，從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shù)出發(fā)，說新文化運動是“功利倡而廉恥喪，科學尊而禮義亡，以放蕩為自由，以攘奪為責任”，矛頭直指科學與民主，反對新思潮。林琴南在《公言報》發(fā)表《請看北京學術(shù)界變遷之近狀》，指責陳獨秀、胡適等人，“毀斥倫常，詆誹孔孟”。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就是對守舊勢力非難新文化運動的回答。為什么“反對孔教”、“破壞孔教”被列為頭一樁“罪案”呢·因為尊孔復古思潮與各地的尊孔團體，是反對民主與科學的大本營。尊孔復古是辛亥革命后出現(xiàn)的思潮，以主張尊孔讀經(jīng)、定孔教為國教、國體雖變而綱常未變?yōu)樽谥迹ち曳磳ξ鞣絺魅氲摹叭藱?quán)”、“平等”、“自由”等觀念。1912年，由康有為及其學生陳煥章組織的孔教會，得到袁世凱政府教育部批準成立。此后，各地以尊孔為宗旨的團體紛紛成立，如孔社(北京)、孔道會(濟南)、宗圣社(太原)等。出版《孔教會雜志》、《孔社雜志》、《宗圣學報》等刊物，鼓吹在憲法條文中規(guī)定孔教為國教;反對以新道德易舊道德的“道德革命”;強調(diào)“仁義禮智”等舊道德植根于人的天性，不容更易等。陳獨秀在1917年8月《復辟與尊孔》中指出：“與復辟論相依為命之尊孔論，依舊盛行于國中。”斷定“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以孔子之道治國，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陳獨秀深刻地感受到，掛著孔子名義的孔教，已凝結(jié)了幾千年封建專制的內(nèi)核。使人們在舉手投足之間，無不感受到專制政體的存在。孔教的提倡，同以民主為治國核心的共和制是水火不相容的，故陳獨秀以反對孔教為首選目標進行鞭撻。陳獨秀比較多地以“人權(quán)”表述民主。如說近世歐洲各國的人民，“曉然于人權(quán)之可貴，群起而抗其君主”(《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如說在法律面前保障個人自由與平等的權(quán)利：“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quán)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quán)是也。”(《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有時也以個人信仰自由、財產(chǎn)獨立、自主人格等等來表述民主，其范圍是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學說。要想在中國“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quán)之新信仰”(《憲法與孔教》)。陳獨秀提倡的科學，內(nèi)容為尊重理性、尊重客觀規(guī)律與科學的方法論。他對科學下了個定義：“科學者何·吾人對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對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敬告青年》)科學是人們對客觀現(xiàn)象作出綜合判斷后所形成的概念，而與理性不相矛盾。遵從理性，人們的無知與迷信，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如符瑞、風水、陰陽五行之說等等。“舉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同上)。這里的“法則”就是客觀規(guī)律，任何事物“得失從違”，均得以此為判定的唯一標準。陳獨秀說：“今欲學術(shù)興，真理明，歸納論理之術(shù)，科學實證之法其必代圣教而興。”(《圣言與學術(shù)》)“圣教”就是孔教，不能以“圣教”作為檢驗學術(shù)和認識是否為真理的準繩。“歸納論理之術(shù)”，就是形式邏輯，“科學實證之法”為自然科學實驗法。撇開其他因素不說，西方從14、 15世紀步入近代文明，正是靠著這一“術(shù)”一“法”;中國自明代中后葉始，原先的科技成果未能向近代轉(zhuǎn)化，正是一“術(shù)”一“法”不受重視而衰落的緣故。陳獨秀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shù)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是因為擁護民主與科學，“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這是何等的斬釘截鐵，表現(xiàn)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與舊傳統(tǒng)、舊文化決裂的大無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