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歷史有一種特殊的愛好。我在寫小說《將軍胡同》的時候，采訪了很多八十幾歲的老人，有一個問題我一直追問他們：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他們到底有沒有聽到炮聲？他們當中很多人非常明確地告訴我，當時真的聽到從盧溝橋邊傳來的炮聲。有一位老先生，當年還是一個上高小的小學生，說1935年左右，日軍的偵察機在北平上空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飛行偵察。小學生們就拿著彈弓試圖打下它們，后來遭到老師的批評，說那樣反而會傷害到自己的同學。我覺得這些細節特別鮮活，所以后來我把這些歷史細節都寫進了我的小說里。
　　
　　然而歷史不是玩笑，歷史是非常殘酷的。
　　
　　西南聯大的一位畢業生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抗戰勝利以后，中國政府槍斃的第一個漢奸是繆斌，這個人曾任漢奸組織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后來又任汪偽政府立法院副院長。可他的兩個兒子——繆中和繆弘，卻相繼報考后方的西南聯大。當時的繆中是在日本上的中學，特意從日本回國；而繆弘是一位詩人。1944年中國組建了第一支傘兵部隊——鴻翔傘兵部隊，這是一支由中美兩國軍人混合組成的部隊，繆中和繆弘作為隨軍譯員相繼參軍。1945年7月抗戰勝利前半個月，在收復廣西平南縣的一次戰斗中，作為隨軍譯員的繆弘本可以不用沖鋒，但他選擇了沖鋒，他和許多中國士兵一樣再也沒有站起來。
　　
　　這個故事講完以后，我總覺得缺了點什么，好像缺了一個人。
　　
　　很多天以后，我坐在電腦前，好像有一只無形的手，讓我打開電腦，打開瀏覽器，打開搜索網站。我敲下了繆弘兩個字，點擊空格鍵，又敲下了母親兩個字，按回車鍵。終于，一個網頁上的內容讓我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這個網頁上寫著，繆斌的夫人是日本人。這個日本女人在這場戰爭中，先是失去了一個中國兒子，之后又失去了中國丈夫。而這場戰爭讓她的丈夫和兒子深陷兩種不同的立場、兩個不同的陣營當中。我覺得歷史細節一下子就鮮活起來了。所以我覺得對歷史做深究和挖掘，往往會有意外的發現，它往往會讓我們感動不已。
　　
　　這個時候，它已經開始接近文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