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高中的那所學校，前清的時候，是一座叫伏虎寺的僧院，上世紀初清政府推行“新政”，于1902年改作新式學堂。學校的四周極其幽靜，有清流環護，綠樹繞廊。后來我云游四海，還沒見過如此充溢書香氣息的環境。可惜處于那樣的年代，卻沒能讓我們那一代學子靜下心來融入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學習氛圍。
　　
　　1957年，那一年中國發生的驟變，對于剛入高一的我，還無法弄清是怎么回事。只是隱隱約約地覺得，雖然是夏天，卻透著秋天的蕭索。那年頭，對學生生活構成直接影響的，是沒完沒了的形勢報告、連篇累牘的政治學習和無休無止的義務勞動。
　　
　　高強度的政治訓導的后果，是同學們人人自危，自危的心理，演變成自保的行為——告密。告密一旦成風，大家的一言一行，校長和班主任都了如指掌。在這種情形下，唯有在勞動時大量消費掉體力，精神才多少獲得一些放松。
　　
　　伏虎寺的園子很大，土質也好。半夜里來了一場細雨，第二天，滿眼都是新綠，但學校的領導卻疾草如仇，你長，我除，你再長，我再除，如此周而復始，除草便成了學生們十分莊嚴的必修課。這情景竟然觸發了校長的靈感，他揚一揚白皙的細手，扶一扶寬邊近視鏡，高瞻遠矚地對大家說：你們的資產階級思想，就像這些雜草，一不小心，它就會冒出來，只有狠下決心，不斷地清除，才能跟上形勢，永不掉隊。這高論曾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在它的熏陶下，我從中獲得“斬草除根”的啟示，每每用小鏟子，從泥土中挖出整個草根，而別人只習慣于用割韭菜的方法來除草。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高三。
　　
　　一天清晨，突然風聞校長與我們的女班主任雙雙殉情自盡。據說是服用氰化鉀（就是山民冬季用來獵獸的“三步倒”）即刻斃命的。傳言就像冷風一般，吹遍每個角落，大家面面相覷，不敢妄置一詞。人們在不安的情緒中度過幾天，小草們也糊里糊涂地過了幾天安穩的日子，上面就派來了繼任者。新校長就像來完成前人未竟的偉業似的，對前任狠抓的“插紅旗，拔白旗”和清除雜草運動，一刻也不停止，一步也沒放松。
　　
　　多少年后，我翻閱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傳記。傳記上說他周末喜歡去位于倫敦市郊的瓦妮莎（就是伍爾芙的姐姐）莊園，調劑身心，尤其熱衷于陽光下清除門前小路上的雜草。他跪在一塊草席上，用一把小折刀根除每一棵莠草，絕不像一般人那樣敷衍從事。董橋說凱恩斯是個最會把理論化為實踐的人：“砂礫小路不應該長滿雜草是他的理論，用小折刀根除每一棵莠草是實踐。”讀著這般曼妙的文字，不免就憶起高中校長和那所寺院改建的校園中的雜草。我們的校長也是有理論的，那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如雜草，但實踐的事，他卻讓學生們去做。他一面披著高深的理論華袞，一面又與女班主任暗通款曲。直到現在我也弄不清：在那個倡導除草的年代里，他們倆算是誘人的香花還是怪異的雜草。
　　
　　1996年的陽春三月，我和幾位老同學舊地重游，彈指一揮間四十個春秋流逝，一切都物異人非了。校園內奇花異草難以盡數，漫步在錫杖泉畔，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瑯瑯書聲中糅進了鳥鳴蟲吟。
　　
　　那次舊地重游之后，我常常想，人類社會不能老是滯留在除草的年代，早該跑步進入種草的年代了吧。不但有草的地方，你不要輕易亂鏟亂除，沒有草的地方，得想辦法種一點才是。比方我，住在一座城市的三樓上，周邊擠滿了火柴盒一般的建筑物，顯得單調與壓抑，但我和一些人家的陽臺上，總有幾盆花草擺放著。別以為這不過是案頭清玩，不，它不僅將單調與壓抑拒之千里，還迎來了一片生機。于是，生命的芬芳和環境的靜美，便同時為我所擁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