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是哪里人？”每次我開口說話，就有陌生人好奇地問。這個問題讓我難以啟齒。
　　
　　我調慢自己講話的速度說：“我來自日本。”
　　
　　他們恍然大悟，然后又補充說：“漢語講得很好啊！只是覺得你的口音不太像本地人。”類似這樣的對話不知重復了多少回，雖然我早已習慣，但心中總是有一絲無奈。
　　
　　事實上，我是在中國“留學”的中國人。
　　
　　這天下午，我坐校車到達醫院，跟著同學來到耳鼻喉科。診室里，患者進進出出，我穿上白大褂，站在醫生旁邊，看他們與患者交流。
　　
　　我開始心神恍惚——這個場景讓我想起21年前，在媽媽懷里極其配合醫生檢查的我。
　　
　　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大醫院都很少有檢查聽力的設備，更何況縣城的小醫院，醫生只能用最簡單的辦法來測試我的聽力。檢查了一段時間后，醫生撓著頭喃喃自語，我看見爸爸媽媽一臉絕望。
　　
　　同學們進入門診室，我回過神，意識到小組見習的交換時間到了。我好奇地問護士：“聽力多少分貝算是正常？”護士說：“正常聽力一般都在25分貝及以下。”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聽力障礙的分級標準：正常聽力是25分貝及以下，中度聽力障礙是41～60分貝，重度聽力障礙是61～80分貝。
　　
　　我突然意識到，生活了這么多年，做了那么多次聽力測試，我還不知道自己的聽力是多少分貝。晚上問爸媽，我才知道，自己當時左右耳的聽力都是102分貝。
　　
　　100多分貝，意味著當你閉上眼睛，會感覺除自己以外，世界上毫無生命存在，任何聲音對你來說都是多余的。
　　
　　二
　　
　　我的父母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父親從小成績優異，跳了很多級。19歲時，他已從重點大學的電子系畢業，此后去一所大學當了教師。
　　
　　母親所上的正是父親任教的大學。只是大家怎么都沒想到，少言寡語的父親竟然會給我母親寫情書，還委托母親的班主任遞給她。母親畢業后，他們走到了一起。
　　
　　母親畢業后在銀行工作，父親則離開大學去了國家電網工作，還和朋友合伙開了家電腦公司。工作幾年后，經濟上有了一定積累，他們打算生孩子。
　　
　　那個孩子就是我。
　　
　　三
　　
　　我1歲那年，媽媽的幸福生活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剛出生的我很少哭，是個安安靜靜的嬰兒。有一次，我突然發起高燒，燒到40攝氏度，哭鬧很嚴重。爸媽都嚇壞了，趕緊把我抱到附近的門診部，注射了慶大霉素。
　　
　　幾天后，高燒總算是退了。
　　
　　接下來的日子，一切都顯得那么正常，我依然是愛笑的乖女孩，看起來沒有什么不對勁的地方。
　　
　　1997年，為了慶祝香港回歸，家里招待親戚一起歡慶。隨后大家跑到屋外放鞭炮。我走路不太穩，慢慢走到鞭炮旁，大人們點火后，才發現我離得太近了。有人趕緊跑過來嘗試捂住我的小耳朵，怕我被響亮的鞭炮聲驚嚇到。但響聲已起，他還是沒來得及捂住我的耳朵。
　　
　　大家都認為我會大哭，但我沒有，還是一副無動于衷的樣子。
　　
　　我對鞭炮聲毫無反應，這讓爸媽開始覺得不對勁，決定帶我到醫院檢查。
　　
　　醫生說我的聽力很差，病情非常嚴重。媽媽聽后，覺得整個世界要崩塌了。
　　
　　父母抱著最后一絲希望，帶著我來到北京的一家大醫院。
　　
　　經過精密檢查，醫生寫了份權威的診斷書——神經傳導性耳聾，雙耳重度耳聾。
　　
　　爸媽依舊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實，半天才鼓起勇氣問：“孩子的耳朵還有治好的希望嗎？”
　　
　　那位醫生耐心而誠懇地說：“目前來說，國內最好的醫生也解決不了耳聾問題。近年來國外好像有成功的案例，但那個是第一次成功的，總體來說成功率還是非常非常小。她以后只能上聾啞學校了，讓她學手語吧。我們真的救不了她。”
　　
　　醫生的話好像一把無情的劍，刺中爸媽的心，他們來不及思考就痛徹心扉。
　　
　　然而，媽媽懷抱中的我，對這一切渾然不覺，嘻嘻地笑了起來。
　　
　　四
　　
　　爸爸用電腦瘋狂地查資料，得知安裝人工耳蝸能使重度耳聾患者重獲聲音，但需要做過精密的手術后才可以實現。在1997年，只有澳大利亞、美國和日本的相關醫生能做這種手術。
　　
　　于是，父母重新制訂人生計劃——辭掉工作，一起去日本留學；讓我在日本做手術，戴上人工耳蝸，恢復聽力。
　　
　　2歲的我先被寄養在外婆家。3歲時，母親從日本回來看望我，給我配上了人生中的第一個助聽器。
　　
　　有了助聽器后，我便開始跟著聾啞學校的老師學習說話。跟老師學發音，說數字1，2，3。有一天，老師問我：“你幾歲了？”我伸出3根手指做出“ok”的手勢，慢慢地說出“sɑn”。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語言交流。知道我能說出話以后，父母都樂壞了。過了不久，我又學會說“爸爸”“媽媽”。父母聽到我說話后看到希望，更不愿放棄了。
　　
　　五
　　
　　1999年，4歲的我第一次坐飛機到日本，爸爸在機場接我，還把我高高地舉起來。
　　
　　在我來之前，父親住在日本福井縣，沒有任何熟人，他邊學專業課，邊學日語。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物價比中國貴很多，他只能用獎學金租個矮小的舊房間住。
　　
　　福井是一座小城市，靠近日本海，冬天的氣溫非常低。在零下十多攝氏度的冬天晚上，父親僅靠一層毯子和小電爐取暖。睡覺的時候由于太冷，父親就像哆啦A夢一樣鉆進儲物柜里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