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畫展里發現了一幅油畫。這幅畫就像被遺忘了似的掛在光線最幽暗的角落里，畫框也簡陋，記得畫名是《沼澤地》，畫家不是知名的人。畫面上只畫著濁水、濕土，以及地上叢生的草木。
　　
　　奇怪的是，盡管這位畫家畫的是郁郁蔥蔥的草木，但絲毫沒有使用綠色顏料。蘆葦、白楊和無花果樹，到處涂著混濁的黃色，就像潮濕的墻一樣晦暗的黃色。莫非這位畫家真的把草木看成這種顏色？也許是出于其他偏好，加以夸張吧？——我站在這幅畫前，一邊對它玩味，一邊不由得從心里冒出這樣的疑問。
　　
　　我越看越感到這幅畫里蘊含著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畫得那么精細，甚至使人聯想到踏上去時腳底下的感覺。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撲哧”一聲，會沒到腳脖子。我在這幅油畫上找到了試圖敏銳地捕捉大自然的那個凄慘的藝術家的形象。正如從所有優秀的藝術品中感受到的一樣，那片黃色的沼澤地上的草木也使我產生了恍惚的悲壯的激情。說實在的，掛在同一會場上大大小小、各種風格的作品當中，再沒有一幅畫給人的印象強烈到足以和這幅相抗衡。
　　
　　“很欣賞它呢。”有人邊說邊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覺得恰似心里的什么東西給甩掉了，就猛地回過頭來。
　　
　　“怎么樣，這幅畫？”對方一邊悠然自得地說著，一邊朝著《沼澤地》這幅畫努了努他那剛刮過胡子的下巴。他是一家報社的美術記者，向來以消息靈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著時新的淡褐色西裝。
　　
　　這個記者曾經給過我一兩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強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嗎？這可有意思啦。”記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這聲音驚動了，左右看畫的兩三個人不約而同地朝這邊望了望。我越發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這幅畫本來不是會員畫的。可是因為作者本人非要拿到這兒來展出，經遺屬央求審查員，好不容易才得以掛在這個角落里。”
　　
　　“遺屬？那么畫這幅畫的人已經故去了？”
　　
　　“死了。其實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覺間，好奇心戰勝了我對這個記者的反感。我問道：“為什么呢？”
　　
　　“這個畫家老早就瘋了。”
　　
　　“畫這幅畫的時候也是瘋著的嗎？”
　　
　　“當然。要不是瘋子，誰會畫出這種顏色的畫呢？可你還在贊賞，說它是杰作——這可太有趣啦！”
　　
　　記者又得意洋洋地放聲大笑起來。他大概料想我會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進一步，想使我對他鑒賞上的優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這兩個指望都落空了。因為他的話音未落，一種近乎肅然起敬的感情，像難以描述的波瀾震撼了我的整個身心。
　　
　　我十分鄭重地重新凝視這幅畫。我在這張小小畫布上再一次看到了為可怕的焦躁與不安的折磨所痛苦的藝術家形象。
　　
　　“不過，聽說他好像是因為不能隨心所欲地作畫才發瘋的。要說可取嘛，這一點倒是可取的。”
　　
　　記者露出爽快的樣子，幾乎是高興般地微笑著。這就是無名的藝術家——我們當中的一個人，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從人世間換到的唯一報償！我渾身奇怪地打著寒戰，第三次觀察這幅憂郁的畫。畫面上，在陰沉沉的天與水之間，潮濕的黃土色的蘆葦、白楊和無花果樹，長得那么生氣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
　　
　　“是杰作。”我盯著記者的臉，斬釘截鐵地重復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