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談藝錄》

著名學者錢鐘書著。初版系上海開明書店于1948年印行。1983年，著者為之補訂，刪潤原書，存為上編，又逐處訂益，補為下編，上、下編合為《談藝錄》(補訂本);198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全書規模恢宏，上編包括正文和補遺，共一百零九則，下編二百九十九則，合計四百零八則。

本書在總體上屬于詩話類著作，但有強烈的理論色彩，而且隨處運用中外文學比較的研究方法，因而又非傳統的詩話概念所能完全地加以概括。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對唐宋至明清的古典詩歌的鑒賞論析，對于古代許多著名詩人、詩歌流派和古典詩歌的發展作了獨到的評論。著者認為，唐詩、宋詩之分，非僅朝代之別，而本乎體格、氣質之殊。指出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則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宋以后詩人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著者依據于上述思想，首先，對許多著名的古代詩人，皆注重對其人的稟性、氣質和作品風格的整體把握，力求準確說明其詩歌創作的特色和成就。如認為李賀涉世未深，刻意為詩，謀篇命意落于第二義，以化輕清為凝重成為他的創作特色;因而不贊成將李賀比擬屈原、將李賀的詩說成史論的意見。又如認為陸游稟性高明，不耐沈潛，故作詩工于寫景敘事。可見著者對古代詩人的研究，在其藝術風格和藝術成就上確有較為獨創之見。其次，著者對于詩歌流派，也注意全面把握其創作的主張和實踐，聯系詩歌發展的總體背景和規律，努力作出公允的評價。如他從詩歌發展的必然，對所謂以文為詩作了肯定的評論，指斥所謂詩文相亂云云實乃皮相之談。又如對竟陵派，著者分析說：以作詩論，竟陵不如公安;然以說詩論，則鐘、譚識趣幽微，與嚴羽主張貌異心同，因而，鐘惺、譚元春于詩，屬有志未遂，不應一概抹煞。

本書還特別注重于發掘和整理散存于古代詩歌、詩話著作中關于詩論的精湛見解，并以較大的篇幅進行了討論。本書不但對詩歌與史論的關系和詩歌與性靈、與妙悟、與理趣等等的關系，作了較為充分的討論;而且對于性靈、妙悟、禪理等等的相互關系作了深入的討論;而且還進到更高的理論層次，對藝術創作中的心物關系，對真我、破我之說，對美與圓、與靜的關系等等，也進行了探討。更值得注意的是，著者每有論見，總是廣取古代詩歌的有關材料加以印證，還往往博采有關的西方美學理論、文藝理論和藝術現象進行比較研究，既有視野的廣度，又有探索的深度。如討論到性靈、妙悟、以禪說詩等等理論現象時，著者多與西方浪漫主義詩論的有關見解相聯系、相比較，提出了許多富于啟發性的見解。著者也曾論及當時中國一些學者對西方文學的看法，做了不少辨誤證本的工作。譬如他曾談到，今人論西方浪漫主義之愛好自然，祗引道家為比擬，蓋不知儒家自孔子、曾皙以還，皆以怡情于山水花柳為得道。這對于了解西方文學和了解中國文學，都是有參考價值的。

總之，本書的研究成果頗具獨創性、啟發性，對于古代文學史、古代文學理論、古代美學的研究提出了許多值得重視的意見。它以中外文學比較研究的方法探討中國古典詩歌的有關問題，不但取得了積極的成果，而且這種研究方法本身也對古典文學研究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本書自1948年初版印行以來，一直受到海內外學界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