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李夢陽

字天賜，又字獻吉，號空同，慶陽(今屬甘肅)人。弘治七年進士，先后上書彈劾宦官劉瑾被系下獄，瑾誅，復官江西提學副使，人稱“風節(jié)凝持，卓立不懼”。后因事革職，居家二十年而卒。系明七子復古運動首領(lǐng)，著有《空同集》。

他的美學思想基本上是承襲傳統(tǒng)。他認為“詩者，感物造端者也”，并認為僅有感于外物還不夠，還必須使這種感受達到心物相“契”的地步。 “故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會則契，神契則音，所以隨寓而發(fā)者。”并認為要使詩歌達到“歌之心暢，而聞之者動”的藝術(shù)效果，必須“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

他倡導復古，其美學思想亦是原因之一。在他看來“夫詩者，人之監(jiān)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jié)，言弗睽，志發(fā)之以章，而后詩生焉”。就是說詩歌和一般說理文不同，除了錯雜比興外，它還有聲律、形式諸方面的特點。而宋人的詩“主理作理語”，破壞了詩歌的基本特征。 “詩至唐，古調(diào)亡矣，然自有唐調(diào)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調(diào)，于是唐調(diào)亦亡。”對文他認為漢代賈誼文最高古，因此他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實是在“復古”旗號下，要求重視詩歌本身的規(guī)律和特點。

他不滿“臺閣體”，企圖用復古來糾其弊，但由于不理解“臺閣體”的致命弱點在遠離現(xiàn)實，反把古之詩文作為不可企及的楷模加以推重和提倡，惟古是尚。在文學發(fā)展上持退化論，在復古方法上則表現(xiàn)了嚴重的模擬和形式主義的觀點，大講所謂“法式”。 “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諧音度，如方圓之于規(guī)矩。”認為學古就要守法，創(chuàng)作應象臨摹字帖一樣臨摹古人。在《潛虬山人記》中提出， “詩有七難”，其中以“格古”、 “調(diào)逸”為首。由于專從格調(diào)上形式上效法古人，其本人的創(chuàng)作往往“句擬字摹，食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