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盛于清代乾隆、嘉慶時期(1736－1825)的考據學派，也稱漢學(樸學)派、清代古文經學派。在這一時期，宋明時代盛極一時的理學已經沒落，而清初那種積極務實、激烈奔放的學術思想和學風并沒有得到繼承發展。經濟恢復，封建政治統治嚴苛而穩固，知識分子畏避文網而專注于古代文獻的整理、詮釋，遂形成樸實但又煩瑣的考據學派。他們以“博學于文”為宗旨，舉凡經學、史學、文字、音韻、天文、地理、算法、律呂、金石、版本、目錄等等都是他們研究的對象。從清初經世致用之學到乾嘉學派的鼎盛，其間有康熙時期閻若璩、胡渭代表的考據學派的先聲。閻若璩，字百詩。他的《古文尚書疏證》證明，東晉以來一千多年被視為經典的《古文尚書》乃是偽書。其考證引經據古，直成鐵案。胡渭，字朏明。他的代表作《易圖明辨》，“引據舊文，互相參證”，證明南宋以來被認為屬于上古文獻《易經》內容的“河圖洛書”乃是宋代道士陳摶等偽造附入的。乾嘉時期，考據學派臻于全盛。其主流分為吳、皖兩派。吳派代表惠棟(1697－1758)，字定宇，江蘇吳縣人。他秉世代家學淵源，承顧炎武以來從古文字聲訓入手治經的傳統，強調用聲音、訓詁、校勘、考據之學整理古代文獻。但他在反對宋儒治經牽強臆度之習的同時，株守漢代經師故訓，以為“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從宋人窠臼跳出卻又造成泥古駁雜的流弊。所著有《周易述》、《易漢學》、《古文尚書考》等等。吳派中堅有沈彤、江聲、王鳴盛、錢大昕、錢大昕等人皆恪守惠氏尊崇漢儒的宗旨。其中成就最大者為錢大昕。大昕博學多才，“無經不通”、“無藝不精”，雖本漢學，但并不過分拘泥。他的《廿二史考異》對浩繁的“正史”詳加勘證，校訂了許多傳寫、刊刻的訛偽，駁正了不少注釋的舛錯。在學術界偏于治經，疏于治史的情況下，錢大昕不僅治史有成，而且對考訂史籍的方法作了總結，對后來影響較大。王鳴盛治經態度保守，但治史之作《十七史商榷》，校勘補正，審辨虛實異同，多有成就。皖派宗師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他曾就學于著名經學家江永，并與稍早的吳派考據學者多所磋切。他從事考據，堅持客觀、謹嚴的原則，其法“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這就突破了吳派盲目尊崇漢儒的局限，成為乾嘉學派中佼佼而立的集大成者。戴震精于音韻文字之學，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把古韻分定為九類二十五部，并且發現了故訓與音聲相互表里的規律，總結了古文音、義之間的內在聯系。由此治經，“發明獨多”。他的《考工記圖》對《考工記》及其漢注多所訂正；他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古代算書多種，使諸多失傳的古代數學成就重現于世；他對因長期流傳而致經文與注文混合錯亂的《水經注》精心審理，分開經、注，基本恢復了原書的面貌。戴震作為考據學派的大師又并不贊成一味考據、不談思想內容的學風，主張把考據作為“聞道”的手段。他的《孟子字義疏證》繼承清初進步思想家的唯物主義傳統，強烈批判宋明唯心主義理學，表達了包含反封建戰斗精神的人性論和理欲說。戴震之后，皖派傳人成就卓著者有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他們學知廣博，治學嚴謹，把考據學繼續推向高峰。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為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詳加注釋，改正訛誤，創道條例，闡明音訓，是東漢以來研究《說文解字》成就最高的著作。王念孫《廣雅疏證》，王引之《經傳釋詞》、《經義述聞等，也皆為研究古文字、音韻、訓詁學的上乘之作。乾嘉學派中的另一部分學者如汪中、焦循等，在從事考據的同時注重“義理”的探尋，于考據治經中對哲學思想多所創見。焦循的《雕菰樓易學三書》尤為代表之作。進入十九世紀以后，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次“太平盛世”逝去，大動蕩的時代到來，思想學術界急速分化轉變，新的以經世致用為特征的學派——今文經學派應運而生，考據學派雖有俞樾、孫詒讓等人的傳承，也就不過是乾嘉之盛的余音了。

乾嘉學派是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安定繁榮、封建專制主義極端嚴酷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在中國古文字學、古韻學的研究方面，對中國古代民族文化事業功績卓著。對于古代文獻典籍的整理也達于較高的成就。乾嘉學派建立的文史考據工作方法對近代學術界影響深遠，至今仍值得取其精華加以學習。但是乾嘉學派的大多數學者食古不化，皓首窮經，專注于上古文獻經典的詮釋考訂，逃避現實，不僅無法達到對社會歷史的本質研究，而且傳染了煩瑣僵化、脫離實際的學風。作為一代學術的主導潮流，乾嘉學派在中國封建社會趨于解體、西方殖民主義日漸東來的歷史時代，其當時的基本社會影響是消極的。關于乾嘉學派的許多問題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初步了解和研究可讀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戴逸《漢學探析》(《清史研究集》2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