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影響下，適應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需要，二十世紀初年產生了一批譴責小說。這些譴責小說以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游記》和曾樸的《孽海花》為代表。譴責小說具有鮮明的特色：它們與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有著密切的關系，能反映現實的重大事件，具有突出的政治內容。它們能暴露封建社會官場的黑暗，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對封建政治的腐敗加以抨擊，自覺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服務；譴責小說的發展與小說理論的發展緊密聯系，作家創作的目的性更明確，創作活動更加自覺；譴責小說能繼承中國古代諷刺文學的傳統，但往往描寫淺露，筆無藏鋒；喜用夸張和漫畫化手法達到諷刺目的；結構多受《儒林外史》影響，但又散沓不精。譴責小說用意在于諷刺，但度量和技術遠遜于《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譴責小說的興盛發展與這一時期的社會現實有密切的關系。中日甲午戰爭以后民族危機加深，廣大人民群眾對清政府的腐敗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清政府更加失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和改良主義運動因之而起，一些資產階級改良派作家更重視小說在暴露社會，宣傳改良思想方面的巨大作用，更自覺地利用小說創作為改良運動服務；當時商業都市發展，廣大市民對小說有濃厚的興趣，出現了職業小說家和外國小說翻譯家，產生了刊載小說的雜志和報紙，這些情況推動了譴責小說的繁榮發展；同時，優秀的現實主義的巨著《儒林外史》也為譴責小說的作家們提供了諷世的榜樣。譴責小說是在《儒林外史》的影響下，適應新時代的需要而產生出來的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服務的小說。它的繁榮發展代表了晚清小說創作的新面貌，標志中國小說的創作開始了新局面。譴責小說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局限性也影響了譴責小說的創作，在對腐敗的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侵略行為進行抨擊之時，譴責小說往往也對封建圣君和帝國主義的“文明”抱有幻想；在譴責和暴露社會黑暗之時，不能正確指出社會的出路，作品因而缺乏理想的光彩；譴責小說缺乏正面人物形象，諷刺往往淺薄，夸張常常失實過甚，結構多散沓不精。這些情況也影響了譴責小說的批判深度和藝術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