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故事起因于唐僧玄奘到印度去求法取經這一真實的歷史事件。貞觀元年(627)玄奘不顧禁令，混在西域商人的隊伍里偷越國境，歷經四載到達北天竺，至貞觀十九年(645)才返回長安，取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使得中外震動。經他口述，他的弟子辨機整理，輯錄成《大唐西域記》，向人們介紹了西域諸國的狀況。玄奘死后，他的弟子慧立、彥琮撰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了他取經的史跡。這部著作夾雜著一些弘揚佛法的宗教神話。玄奘其人其事在當時本來影響甚大，加之這部書的廣泛傳播，所以西游故事便愈傳愈奇，神話色彩愈濃，離歷史的真實也就愈遠了。至南宋，出現了《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把神話和取經故事串聯起來，記述了唐僧一行六人往西天取經的各種遭遇，書中已經出現了“猴行者”，化為白衣秀士，來保護唐僧取經。同時也出現了沙和尚的前身深沙神。書中的個別章節雖然可以使人聯想到《西游記》，但總的說來在內容上和《西游記》差別還很大。詩話的出現，是取經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轉變為猴王的開端，同時也標志著取經故事由歷史向神話過渡的完成。取經故事至少在元代已經定型。現存的元代磁州窖“唐僧取經枕”，已有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師徒四人取經的形象。《永樂大典》中還保存有標題為《西游記》的一段一千二百字的遺文，名曰“夢斬涇河龍”，與小說《西游記》第九回的故事梗概基本相同。而與其時代相近的朝鮮古代漢語教科書《樸通事諺解》中也載有取經故事的梗概，并注云：“詳見《西游記》”。從它的八條注釋中可見“大鬧天宮”已發展成獨立的故事，并與取經故事相連，所述取經故事也相當復雜。它復述的一段約一千字的“車遲國斗勝”和小說《西游記》第四十六回的部分內容也基本相同。這兩種材料表明，在吳承恩之前，已經有名為《西游記》的平話。而這部平話就是吳承恩加工、寫定《西游記》的主要依據。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以此為題材的戲曲創作，如元代吳昌令的《唐三藏西天取經》，元末明初楊訥的《西游記》雜劇等。不過從了解到的內容來看，它們給小說的影響甚微。吳承恩創作的《西游記》，雖然以平話為依據，作為一個再創作，他也廣泛地運用了自己的生活體驗。《西游記》中的花果山水簾洞就和他的家鄉淮安連云港附近的云臺山的自然環境十分相象。同時他也把許多民間故事傳說融入《西游記》中去。如二郎神，就是取自民間傳說“沉香太子劈華山”。孫悟空形象的塑造更從家鄉無支祁的故事中得到啟發。淮渦水神無支祁的形象，恰與孫悟空的“法身”相似。因此，魯迅說：“宋元以來，此說(指無支祁的傳說)流傳不絕，廣被民間……明吳承恩演《西游記》，又移其神變奮迅之狀于孫悟空。”可見，《西游記》是吳承恩以元人平話為依據，融合了民間傳說故事，運用了自己生活體驗的再創作。取經故事經過吳承恩的再創作，豐富了內容、情節，塑造了人民理想的英雄孫悟空的形象，形成了作品的獨特風格，使它成為一部具有鮮明民主傾向與時代特征的神話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