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目前我國發現最早的一種文字，是殷代用來占卜刻在甲骨上的一種古代文字。大批甲骨文最初發現于安陽小屯，1899年金石家王懿榮鑒定它是古代重要遺物，1903年劉鶚把收藏的甲骨選編拓印成第一本甲骨文著錄，名《鐵云藏龜》，1904年孫詒讓《契文舉例》問世，開始了甲骨文字研究。八十多年來，僅殷墟出土帶字甲骨已有十六萬多片，甲骨文中能認識和隸定為漢字的一千七百二十三字，未能認識未能隸定的單字二千五百四十九字，另有合文三百七十一字。卜辭從字的結構看，已使用了象形、會意、形聲、假借、指事五種造字法，最基本的仍是象形字。多種造字法表明甲骨文已超出草創階段，是一種相當進步的文字。它奠定了現代漢字的基礎，為研究古代漢字的形成提供了最寶貴的資料。識字僅是研究甲骨文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卜辭包含內容很廣，它為研究商代社會史提供了豐富資料，如商王世系、階級關系、與諸方國的關系、生產、社會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等等。此外，甲骨文還記載了珍貴的科學史資料，如世界科學史上最古老的日月食記錄及種種氣象記錄在卜辭中都有所反映。近年在陜西周原出土了一大批甲骨，約有一萬七千多片，其中有字的卜甲一百九十多片。這些甲骨的發現有重大學術意義。這批甲骨是出自周人之手還是商王室的遺物，目前學術界看法尚不一致。商代青銅器及其銘文。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商代出現了燦爛的青銅文化。北起遼寧，南到長江流域，西從陜甘，東至江浙沿海都有商代銅器發現。出土青銅器的種類包括：農具有鋤、鏟、钁等，手工工具有斧、錛、斤、鑿、鉆、刀、削、鋸、錐等，兵器有戈、矛、鉞、鏃、劍、戟等。還有祭祀、會盟用的禮器、嫁女用的媵器、隨葬用的明器，這些代表奴隸主貴族的身分地位的器物在出土中最多。貴族的生活用具中烹煮器有鼎、鬲、甗；酒器有爵、觚、觶、斝、尊、卣、壺；儲盛器有簋、盤、盂等，還有各種車馬器、裝飾品等。銅器上都鑄刻許多花紋，前期飾以粗疏的動物紋、幾何紋或無底紋，后期花紋繁縟細密，紋飾中出現了鳥紋、蟬紋、蠶紋，常以云雷紋為襯托，有的還在主題紋飾上再飾以花紋，形成三層花紋。饕餮紋、夔紋等怪獸形紋為常見紋飾。前期銅器幾乎不見銘文，晚期出現了祭祖、賞賜銘文，少至一字，最多五十字，并常有族徽符號。商代銅器的精品出土很多，前期的僅見重器有杜嶺方鼎二件，1974年出土于鄭州西城外三百米的杜嶺街。兩鼎形制紋飾基本相同，四個圓柱形空足，腹表飾饕餮紋和乳丁紋。一號鼎通高一百厘米，器口長六二·五厘米、寬六一厘米，重八六·四公斤；二號鼎通高八七厘米，器口長寬均六一厘米，重六四·二五公斤。無銘文。后期精品很多，如，湖南寧鄉發現的四羊銅尊，它造型生動逼真，分布在四角的四只小羊帶著卷曲的羊角，以及突出的龍頭，精細鏤空的扇邊，鑄造工藝的難度很大。司母戊方鼎最有名，是王室的青銅祭器，內壁鑄銘“司母戊”。鼎通高一三三厘米，器口長一一〇厘米、寬七八厘米，重八七五公斤。鑄造工藝相當復雜，耳、身、足分鑄后再合鑄成一個整體。司母辛方鼎是武丁時王室的祭器。1976年在安陽殷墟五號墓出土兩件、腹內鑄銘文“司母辛”，一件高八〇·五厘米，重一一七·五公斤；另一件高八〇·一厘米，重一二八公斤。出土的青銅器都是精美的藝術品，造型渾厚，雕鏤精細，在當時是世界第一，沒有科學的、熟練的冶鑄技術是達不到這樣高的成就的。晚商時期的殷墟鑄銅作坊，面積達一萬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達三、四千塊。冶煉技術有比較明確的分工和簡單協作。一般操作程序是，第一步選料和配料，要根據制作不同器皿的要求而定。第二步冶煉，原料放入陶質坩堝內用木炭加熱。第三步制范和澆鑄，制范在澆鑄前應先完成，除陶范外還有石范。小器件一次澆鑄成，大器件要先鑄成部件，再合鑄成一體。以司母戊鼎為例，足以證明商代冶鑄技術的高超，經分析，銅占84．77%，錫占11．64%，鉛占2．79%，與《周禮·考工記》記載的比例完全相符。有人估計，制造這樣一件重器，從煉銅、澆鑄，再加上制模、翻范、修飾整理及運輸等共需三百人以上。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是研究甲骨文、青銅器的入門書。對于八十年來的甲骨文發現與研究的系統介紹則有王宇信的《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而《甲骨文合集》更是八十年來發現甲骨文的一部集大成的著錄，它還吸收了前人的重大研究成果，從而對八十年來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作出了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