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句話似乎武斷了一點，但對讀者和作者卻不無補益，于讀者應(yīng)獨立思考，于作者應(yīng)實事求是。近讀《胡適自敘》也本著孟老夫子這句名言，終于在字縫中摳出了三疑。

一疑其母“割臂奉弟”之事。胡適在“先母行述”章中敘述道：

先母愛弟妹最篤，尤恐弟疾不起，老母暮年更無以堪；聞俗傳割股可療病，一夜閉戶焚香禱天，欲割臂肉療弟病。先敦甫舅臥廂室中，間檀香爆炸，問何聲。母答是風吹窗紙，令靜臥勿擾。俟舅既睡，乃割左臂上肉，和藥煎之。次晨，奉藥進舅，舅得肉不能咽，復吐出，不知其為姐臂上肉也，先母拾肉，持出炙之，復問舅欲吃油炸鍋巴否，因以肉雜鍋巴中同進。

在“以孝治天下”的時代，為迎合社會心理的需求，著實產(chǎn)生了許多“孝”的故事，最典型的莫過于“割股奉母”“割股奉君”之類駭人聽聞的故事，有的載入史冊，有的流布民間，說者自說，聽者自聽，但少有人去探尋其可信度。素有學者身份的胡適卻不顧醫(yī)學常識，居然拾前人之余唾，編造“割臂奉弟”之事以襯托其母之“孝悌”，實在有辱斯文。因為，這個故事有三處值得商榷。其一是股比臂肉多，按常理當割股，但胡適考慮到先母乃女性，割股不雅，為尊者諱，遂上移之至臂。其二是不能下咽之肉，塊狀顯然不小，先母如何止得了臂血療得了臂傷？其三是先舅既不能單獨咽肉，如何又能咽肉雜鍋巴？此事胡適如何說得言之鑿鑿，誰愛誰信，反正我是存疑不信的。

二疑胡適思想轉(zhuǎn)變之速。胡適為了證明自己自小從拜神到無神，僅兩次讀了幾段文字就完成思想上的質(zhì)的飛躍，豈不怪哉？且看：

有一天，我正在溫習朱子的《小學》，念到了一段司馬溫公的家訓，其中有論地獄的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銼燒舂磨，亦無所施。……”

有一天，我讀到《資治通鑒》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記范縝反對佛教的故事，說：“縝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zhì)，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于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喧嘩，難之，終不 能屈。”

……

司馬光的話教我不信地獄，范縝的話使我更進一步，就走上了無鬼神的路。

誰都知道，思想改造原是一個復雜漫長的過程。楊絳曾在《干校六記》中說到，經(jīng)過解放以來的“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說明思想轉(zhuǎn)變之難，有的甚至適得其反，決不至于像胡適說的那么容易。如果真是一蹴而就的事，我們黨和國家為什么要長期對廣大干部群眾進行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為什么時至今日還有許多求神拜鬼的百姓和邪教黑班的門徒及搶燒頭箸香的官員？難道司馬光和范縝的寥寥數(shù)語竟是靈丹妙藥，一瞬間就能打通胡適的思想關(guān)？

三疑胡適污毀神像之舉。胡適在書中說他十三歲那年正月，和外甥硯香及外甥家的長工去中屯村外婆家時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

中屯村口有三個門亭，供了幾個神像。我們走進亭子，我指著神像對硯香說：“這里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爛泥菩薩拆下來拋到毛廁里去，好嗎？”

……

他家的長工忙勸我道：“菩薩是不好得罪的。”我聽了這話，更不高興，偏要拾石子去擲神像。恰好村子里有人下來，硯香和那長工就把我勸走了。

胡適由于倡導新文化運動，在“五四”時期驟得大名，而成為中國現(xiàn)代有影響的學者和思想家，有“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美譽，可謂是轟動一時的“海歸”名人。大凡名人，在追憶童年往事時，難免會添油加醋地自我塑造一番，什么稟賦優(yōu)異呀，什么天資卓越呀，或靈，或神，或勇，或威，或刁等，以襯托其不凡與巍峨。胡適也不能脫俗，他上述污毀神像的動念即屬此例。但他畢竟善于作文，以“硯香和那長工就把我勸走”為結(jié)局，可謂皆大歡喜。如果真把神像拋到毛廁，在細節(jié)設(shè)計上有三個難點，其一是神像體大不易搬運，其二是門亭周遭未必有毛廁，其三是污毀神像是塌天陷地之大事，不好收場。胡適于此大言不慚，然則事未必真，斧鑿之痕顯著，大有欺世之嫌。曾有人說，“文革”的大字報文風在某種程度上是來源于魯迅先生。如此，我們是否也可以大膽的聯(lián)想，“文革”中“紅衛(wèi)兵”小將們砸損神像、搗毀廟宇、滅絕文化古跡之惡劣行徑也是中了胡適的流毒呢？

當然，《胡適自敘》還是值得一讀，該書以“五四”前后為歷史背景，以胡適成長和求學及社會活動為線索，從側(cè)面展示出一些鮮為人知的時代風云、文人風骨和政治風潮，盡管敘述稍顯瑣碎，但還是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尤其是對陳獨秀的評價頗為客觀公允，甚至還不惜白紙黑字為陳辟謠：

最可怪的，人家竟傳說獨秀曾力勸我離婚，甚至拍桌子罵我，而我終不肯。此真厚誣陳獨秀而過譽胡適之了！大概人情愛抑彼揚此，他們欲罵獨秀，故不知不覺的造此大誑。

至于他把“五四”運動看作是一場對新文化運動不幸的政治干擾，則有待于史家來審視評判。最后，我不由得佩服魯迅先生的論斷“名人的話并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

二

在我的印象中，出家人大抵都標榜自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不怎么關(guān)心人間世事的。然而，日前拜讀《中國歷代僧詩精華》一書，發(fā)現(xiàn)其中仍不乏針砭時弊、借物寄懷、詠史明志、憂國憫農(nóng)等貼近世俗社會的名篇佳構(gòu)，尤其是憫農(nóng)詩更是令我眼晴一亮。

說到憫農(nóng)詩，我們耳熟能詳?shù)漠敂?shù)唐代詩人李紳的《憫農(nóng)二首》了：其一是“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nóng)夫猶餓死。”其二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由于詩涉“三農(nóng)”問題，識見一針見血，詞語警策，既啟人深思又發(fā)人猛醒，所以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傳誦，可堪憫農(nóng)詩之扛鼎之作了。而在《中國歷代僧詩精華》之書所選自東晉迄于近世130多位詩僧300余首作品中，憫農(nóng)詩雖只占3首，數(shù)量固然有限，卻也視角獨特，言近意遠，具有一定的欣賞價值和借鑒意義。

一首是齊已的《耕叟》，詩曰：

春風吹蓑衣，暮雨滴箬笠。

夫婦耕共勞，兒孫饑對泣。

田園高且瘦，賦稅重復急。

官倉鼠雀群，共侍新租入。

作者齊已，唐末五代僧人，俗姓胡，名得生，益陽人，自幼出家，習律儀，而耽吟詠，其詩詞清潤平淡中見僻遠冷峭之致，有《白蓮集》及詩論《風騷旨格》行世。這首詩前四句寫的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春天傍晚，一對農(nóng)人夫婦披蓑戴笠還在田野里耕耘播種，可草屋家里的兒孫們卻耐不住饑餓而啼哭不止。后四句條分縷析了農(nóng)家困厄的社會根源：一是土地瘠薄，二是賦稅繁急，三是貪官眾多。因此，無論農(nóng)人如何起早貪黑，頂風冒雨辛勤勞作，也無法擺脫饑寒交迫的悲慘命運。尤其那些“鼠雀”（官吏）尚在春播時節(jié)就已在謀劃秋收時的“新租入”了，貪婪狠毒之丑態(tài)儼然矣，可謂是畫骨形神，入木三分，令人憤慨不已，恨不能提三尺寶劍，斬決世間傷農(nóng)殃民的“老虎”和“蒼蠅”。

一首是可朋的《耕田鼓詩》，詩曰：

農(nóng)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

擊鼓兮皆為鼓，一何樂兮一何苦！

上有烈日，下有焦土。

愿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包箱富。

不饑不寒，上下一般。

作者可朋，五代僧人，四川人氏。據(jù)傳有詩千余篇，號《玉壘集》。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時以詩周之。可朋寫這首詩有這樣一個背景，后蜀歐陽炯與可朋友善，廣政十九年酷暑中，歐陽炯與同僚納涼于凈眾寺，依林亭列樽俎，舉座皆歡。時寺外耕者在烈日下暴背耘田，擊腰鼓自娛，以驅(qū)疲憊。可朋遂作此詩以贄歐陽炯。眾賓閱畢，歐陽遽命撤席。此詩以鼓為題旨，鋪張開去，將耕田農(nóng)人的辛勤勞苦與富家公子的尋歡作樂作強烈的對比，表達了作者關(guān)心民瘼、哀民生之多艱的世俗胸襟，譴責了那些不勞而獲的社會蛀蟲，殷切希望出現(xiàn)一個風調(diào)雨順、百姓富足、眾生平等的太平世界，普世精神顯而易見。

一首是明本的《田歌》，詩曰：

村南村北春水鳴，村村布谷催春耕。

手捧飯盂向天祝，明日插秧還我晴。

作者明本，元代僧人，俗姓孫，吳中峰，錢塘人。出家吳山圣水寺，后居天目，有《中峰廣錄》傳世。這首詩獨辟蹊徑，不在表面上營造強烈的社會矛盾沖突，反而在費盡筆墨描摹農(nóng)村自然景觀和農(nóng)事生產(chǎn)，雖然氣氛緊張，但也接地氣，有抒情意味。你瞧：一邊是布谷聲聲催春耕，一邊是春雨綿綿田水滿，仿佛是在勸耕：農(nóng)事不待人，農(nóng)時不可誤。可是天公不肯作美，連個晴天也不給，唯有捧著飯碗向天祈求了。這種求天不求人的異常舉動，其實體現(xiàn)了農(nóng)人對蒙元社會的絕望和無奈。因為憑經(jīng)驗，他們不敢也不會奢求地主老財?shù)拿庾鉁p息，更不敢更不會奢求官府稅吏的惠農(nóng)政策，唯一能夠祈求的就只有看得見摸不著的老天爺了，當然所求的不是天上掉下餡餅，而是求它放個晴天，好插秧苗，希圖有個渺茫的好收成，憐憫之態(tài)躍然紙上。特別是“還我晴”的“還”字，一字千鈞，壓得人喘不過氣來，同時也讓我們隱約感到有一股主人翁的氣息在滋生漫長，排蒙的民族情緒已然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