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的回憶

電腦打印越來越方便，“傳統的”油印已經被淘汰，偶爾走進文具店，再也見不到油印機、謄寫鋼版和三角牌蠟紙一類東西了。

五六十年前，這些東西在偏僻山區還是難得的器材。高小的女老師教唱《萬溶江》，到二十多里外的中學去借油印機，當她將毛邊紙上用藍油墨印成的帶簡譜的歌詞散發給我們時，那高興的面容在回想中還浮現在我眼前。

進初中在一九四二年，教導處有部油印機，某次開運動會，幾位年輕先生帶著幾個喜歡在壁報上出風頭的學生，想油印出一份特刊，我還自告奮勇去推滾筒。可是教導主任硬是不準，說是土紙雖然不缺，油墨卻難買到。本來嘛，那時正值抗戰緊張，一切工業制品極為匱乏，夜間自習也只能兩人合用一掛茶油燈（在平江當時茶油比桐油便宜），竹燈座，瓦燈盞，草燈芯。

油印品也有非常精致的。有位國文先生剛從藍田國師（《圍城》中三閭大學的原型）畢業，帶有一部默存先生尊翁教授文學史的講義，比二號鉛字還大的工楷直行，用深褐色印在米黃色的竹制紙上，裝訂成寬幅的線裝本。它在我幼稚的心中引起了一種近乎神圣的感覺，哪一天能讀得這樣的書就好了。后來見到某北歐畫家的自畫傳，童年的傳主站在廁所坐板前，注視著板上開出的一排大小距離不同的便孔，自言自語：“何時才能坐上這最大的孔？”大概跟我當時的心情也差不多。

先父其時年過七十，他告訴我，光緒末年他從東洋考察回來教書，也油印過講義。一切器材都是從日本買來的，管理教材的人不知使用，故須親自動手。他說，日本人常用毛筆蘸上專用的寫液，在蠟紙上寫字或畫圖，裝上油印機便可以印了。這種毛筆寫繪成的油印品，不知有老先生看見過沒有，我是沒有見過。

不記得是曾紀澤還是薛福成的日記里，有他在倫敦用“糖印法”印文稿的記載，此“糖印”是否即油印，疑莫能明。如果照先父所言，則油印技術系十九世紀末從日本傳入中國的。但成書于南宋初年的《春渚紀聞》卷二有《畢漸趙諗》一則，云畢漸考取狀元，趙諗居第二，“都人急于傳報，以蠟版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名趙諗’，識者皆云不祥。”這至少也是道君皇帝時的事，歷史不可謂不悠久了。不過這“漸”字印成了“斬”字的“蠟版”，和近代工藝技術造成的蠟紙恐怕不是一回事。

百年前的新技藝，如今已成陳跡，文明的嬗變也真快，不都是經過油印這類瑣屑事物的興替顯示出來的嗎？但愿研究物質文明史的專家們能多告訴我們一些這類事情，勝于空洞的大道理多矣。

關于油印，經常憶及的還有兩件事。一是五七年失業后一度想以刻鋼版維生，但我的字一直寫不好，別人一張蠟紙八角九角，我則只能掙六毛七毛，終于不得不舍此他圖。二是解放前夕搞學生運動，頗做過些刻印傳單的工作，幾個同學在夜里偷偷摸摸地搞，既緊張，又興奮。現在垂垂老矣，對年輕人在一些事情上表現出來的熱情，自以為還能給以同情和理解者，無他，不過因為蠟燭光下瞎忙乎的記憶未能泯滅干凈而已。

（一九九八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