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鼎山

神鼎山在平江西南境，西距湘陰（今汨羅）界十里，南距長沙界六里。山頂三石鼎立，傳說古時道士于此煉丹，丹成白日飛升，成了神仙。神仙當然是虛構的，那三塊大石頭的樣子卻實在有些奇特，也很好看。可惜“大躍進”時要用它燒石灰，弄來炸藥炸得稀爛，一處好好的景觀從此消失了。

從山中流出一條小河，流向一處叫鵝食盆的低地，最終匯入汨羅江。河水瀠洄處有座斑石廟，供奉著“斑石神”，不知是否與山上那幾塊石頭有關。但本地的石頭確實多帶斑紋，整體呈青灰色，斑紋卻是黃的。小河中的卵石亦多黃斑，扁圓而長，叫黃皮石；還有種游魚，形狀和顏色跟黃皮石差不多，也叫“黃皮石”。據說這種魚不好吃，人們很少捕它。“三年自然災害”在當地留下的記憶之一，便是連河里的“黃皮石”也全被捉光，一條也沒留下。

小河和神廟都在神鼎山左邊，山前田疇平衍，稱為田坪，歷來為鐘姓聚居之處。五百年前明朝弘治年間，有一戶鐘姓人家始于山麓造屋，自耕自食。過了好幾代，這屋里才有人外出營生，家境漸好，便開始要子弟讀書。可能是因為遺傳因子的關系吧，讀書的成績卻一直不好，不僅無人中舉，連進學成秀才的都沒有。直到清乾隆后期，才出過兩位太學生也就是監生，都是捐得的“例監”，猶如現在花錢買來的文憑，不必去京城進國子監讀書的。

監生要有錢才能買，可見神鼎山終于“發”起來了，人口也繁衍了。曾祖父生了七個兒子，伯祖父參加后期的湘軍，不斷升官，在左宗棠征西、李光久抗日（甲午之戰）時，都當了營務處總辦（后勤部長），也帶過作戰部隊，以“軍功”使曾祖父得到正三品封贈，并提挈我祖父（他二弟）成了湖南協標（軍區直屬部隊）的一名“藍翎侭先補用都司”，算五品武官，祖母向氏也得稱“宜人”了。

祖父不如伯祖父能干，卻喜歡“玩”，他后來干脆出錢在省城開了家旅館，宜人和少爺放在老家，自己只年終回去一次，平時則住在長沙城中自己投資的旅館里，夜夜看戲，吃花酒。祖母比祖父小十六歲，卻早死二十九年，她去世時大兒子（即我父親）才十歲，虧得曾祖母還在，給照顧著。祖父也不再續娶，兩年后將兒子接到長沙來讀書，自己仍很少管，照樣“玩”，一直“玩”到老。他老人家的福氣也真好，大兒子破例很會讀書，等旅館“玩”完，我父親又大學畢業能掙錢了。民國五年他壽終正寢時，神鼎山的一份祖業居然還“敬守弗失”，這和“有子成材”同為他平生得意的兩件事。父親后來告訴我，祖父的遺言就是這么說的。

三十九歲的父親從祖父繼承了神鼎山的一廂房屋，還有年收五十石租谷的水田。此時他本人的收入已遠過于此，當然不會回去當地主，于是將屋借給族人居住，租谷亦請其代收代賣，將錢送來長沙。如是者近二十年，直到“七七盧溝橋事變一聲炮響”，民國二十七年秋日軍逼近湖南，父親才將我送回老家。

來到神鼎山，我才第一次見到生長在田土里的禾和菜，活動在屋場前的雞和狗，游弋在池塘中的鴨和鵝，才第一次早晨醒來便聽到鳥兒鳴叫，夜里開窗便望見明月當頭。這一切，對于我都是多么的新鮮而有趣。

六七歲不知道耳目所不及的事情，更不會為之煩惱，這真是人一生中最幸福最快樂的時候。按年齡本該要上學了，神鼎山附近卻沒有學校。父親此時年過六十，不時還得去長沙料理事務，又潛心學佛，常讀佛經，雖然口口聲聲說要課子（教我和二姐，大姐和哥哥則離家上中學去了），大部分時間卻是叫我們“自己用功”。二姐須幫母親做些家務，還真能自己用功，我則素性貪玩，屋前屋后新鮮事物又多，書房里便坐不住，“自己用功”便成了自己游戲。

游戲需要伴侶，神鼎山屋場很大，居住的人卻很少，兒童更少。曾祖父名下七房，有四房人財兩旺，已經另行擇屋（或建屋）搬開。留下三房，我們算一房，另一房是堂兄念茲，其子女多已長成，只有個小女兒和我同歲，卻非常怯弱，見到我一口一個三叔，不好同玩。還有一房因貧乏不能自存，將屋子賣給了幾戶不共宗祠的遠房本家（賣給外姓是不許可的），其中一戶做“紙扎”的，卻有個比我小一兩歲的女孩，很是伶俐活潑。我常常跑去看她家做紙扎，先用竹篾扎成屋架，再用各色紙張糊成屋宇，還有紙轎紙馬，玉女金童，都是準備燒化給死人的。看過一會后，便常常帶著那女孩到門外去看白鵝劃水，農夫犁田，或者捉蜻蜓，摘野花。

外面的路邊和田塍上，秋天最美麗的花是雛菊，淺紫的花瓣，深黃的花心，細弱的枝條經得起揉搓，連枝帶葉摘下一把來，可以隨意編成花環或花束，這是我們最喜歡的游戲。

摘花須得趁早晨露水未干時，才能玩上小半天，若在中午或下午大太陽下摘，則很快會萎凋，一點也不好看了。秋深露重，早晨到草叢中去會打濕衣衫，走近田邊尤易弄臟鞋襪，花若長在高墈上，還須使勁攀扯，穿鞋尤其不便，所以常脫下來讓她拿著，干脆打赤腳。倒是她整天光著腳跑進跑出，便無須采取這種措施了。

“文化大革命”中坐班房，無法排解寂寞，寫過若干首七絕，題云《惜往日》，第一首便是寫雛菊的：

薄紫濃黃小小枝，

露啼風笑總嬌癡。

田邊屋后同攀摘，

赤腳侵涼久不知。

到如今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情，那小女孩即使還在這世間，也早已“白頭短發垂過耳”了罷。

這樣過了一年多，也不知是不是經過一次“走兵”（第一次湘北會戰），長了些見識的緣故，慢慢又不大想跟女孩子玩了，而渴望走遠點去從牧牛兒游。這在我家本是懸為厲禁的，尤其在母親那里。但走兵以后，禁令也稍稍松弛了。開頭和野孩子之間還存在著情緒上的障礙，因為剛下鄉時很受過他們的譏笑。一次是初見麥苗大呼“這么多韭菜”，剛好被他們聽到；另一次是跟母親到農家買菜，看到大碗蒸熟的紅薯摻著曬干了的紅薯藤（一種十分難吃的黑黑的東西），以為是霉干菜蒸肉，又大出洋相。但我確實從心里羨慕他們，口袋中又常有從“斑石神”廟旁小店買來的粗點心，條子糕、小花片、麻占之類，可以拿出來與他們同享，于是很快就彼此融洽了。他們對我也很慷慨，常餉我以各自從家中“偷”出來的紅薯片或炒豆子。印象最深的一次盛宴，則是將釣得的小鯽魚，用不知從哪里弄來的黃草紙包好，然后打濕草紙，在一處墳臺后生起火來，將紙包的魚烤熟，那個香和鮮啊，居然給了我兩條。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