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因《岳陽樓記》而馳名，《岳陽樓記》因范仲淹而不朽。范仲淹的“憂患意識”及其思想境界，正如“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值得后人敬仰。

《岳陽樓記》流傳至今，成為代代相傳的文學經典，并非偶然。一篇《岳陽樓記》，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其深刻的家國道義、人生情懷，所體現的社會擔當意識，具有很強的鏡鑒意義。每每讀來，總是有一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切膚之感。

在中國古代，“十年寒窗”為的是“金榜題名”，所謂“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有的讀書人做了官，秉心為公，清正廉潔，以治國興邦為己任，做出了利國利民的貢獻，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受到世代人民的崇敬；有的則以權謀私，對于國家命運、人民福祉，全然不放在心上，遭到人民的唾棄。范仲淹屬于前者，他的人格與思想境界，為后人樹立了一個典范，成為了歷史的精神財富，如同一盞照亮人性的燈塔，千年不滅，至今依然熠熠生輝，使后來者受益。

范仲淹在做官之前便立下了誓言：“大丈夫當以利澤民生為務。”這話始終貫穿于他一生的行動之中。范仲淹37歲任浙江興化縣令時，當地每年海水漲潮，泛濫成災，沿海州縣往往民房沖毀，人畜傷亡，土地鹽堿荒蕪，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奏請上級，修筑“捍海堰”。他不避艱險，親自到海灘工地視察監工。為了民眾百姓的利益，他頂著各種反對的聲音與壓力，終于修成了一道攔海堤壩工程，保護了四個州10多萬人民的生命財產。當地百姓為范仲淹修祠紀念，將捍海堰稱為“范公堤”。

范仲淹55歲那年， 皇帝任命他為參知政事，在天章閣接見，讓他陳述對治理國家的意見。于是他上奏了《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10個方面的治國理念與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僥幸；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減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在這些建議中，他特別強調了考核官吏、嚴明獎懲的“治吏”原則，表達了“治國首先治吏”的理政思想。嚴禁以僥幸投機的手段謀取權利，精減不必要的官職，整頓吏治，重視教育，以德為先，杜絕官員貪賄腐敗。他認為，只有官與民同心同德，才能政清人和，國泰民安。

范仲淹的政治理念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在慶歷年間開展了一場改革，史稱“慶歷新政”。慶歷革新順應歷史潮流，得到了廣大民眾和開明官吏的擁護，但由于某些措施損害了封建官僚階級的利益，朝廷中有人橫加阻撓，甚至對范仲淹惡意中傷，詆毀新政。最后使得革新未能貫徹到底，范仲淹被迫以壯志難酬的郁郁心情離開了朝廷。

北宋時期，始終存在著“邊患”的威脅，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有一年，西夏舉兵入侵，當時陜西、寧夏一帶的官員將領御敵不力，夏兵攻城略地，長驅直入，邊境告急，朝野震動。當此國難之際，朝廷任命范仲淹為“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到險惡的西部邊疆指揮督戰。在受命出征之前，他做了周密的戰略思考，已經年近六旬且體衰多病的他，帶上兒子純祐，一起出征。

人人都知道，戰場乃生死危險之地。將帥出征，讓家屬孩子跟隨，真是世間少有。當時范仲淹長子范純祐只是19歲的青年，在殘酷的戰場，他讓自己的兒子深入戰陣，到前線修筑城堡，這無畏無私的精神鼓舞了士氣。加之他優秀的軍事指揮才能，最后終于取得了捍衛疆域的勝利，逼迫西夏國王李元昊簽訂了和議。范仲淹的威名，從此在西夏官兵中廣為流傳，說他“胸中有十萬甲兵”。

范仲淹做官，心里想的是國家與人民。他在為母守喪期間，仍然心懷國家事，“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冒哀向朝廷建言，寫出萬余言的《上執政書》，針對當時存在的弊政與守舊思潮，陳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革思想，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的治國理念，為通過變革使國家富強而呼吁。他直指一些地方官員是應付上級很費心，宴會吃喝很積極，心不在政務，事不問民情，甚至貪贓枉法，顛倒是非……這樣的官員主政一方，怎能不腐敗、不壞事呢？

范仲淹作為國家官吏，十分注重個人品德的修養，做到了真正的廉潔奉公和與人為善。他既做過地方的基層官吏，也做過朝廷的參知政事，無論是言微權輕還是官高權重，他都是持身儉約，自甘清貧。他的親人家屬都過著清淡的布衣生活，他時常教育子女，要多讀書，立大志，不要單純追求物質享受，以古代顏回“身在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來教育孩子們磨煉艱苦奮斗的意志。他從不收取他人饋贈，拒收一切禮財，包括給人撰寫碑文的酬金。他把自己的錢大量用于恤孤濟貧。辦學校，買義田，創辦公益事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晚年創辦了“范氏義莊”。 “范氏義莊”是一個閃爍著先進社會思想之光的創舉。這個“義莊”是基于消除貧困、追求生活平等的社會思想而建立的。他以平生俸祿積蓄購買土地，將耕種經營的收獲，歸為“義莊”公有，按需要平均供給人們作為生活消費，凡衣食婚喪所需，皆從設有管理機構的“義莊”按規定支取。“范氏義莊”延續時間達數百年之久，它“不僅開宋代賑濟、福利制度的先河，也成為近代扶貧事業的濫觴”。范仲淹首創“義莊”，雖然范圍局限于宗族之間，但其“化私為公”的意義卻是巨大而深遠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與愛心奉獻精神，在當今仍然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范仲淹64歲那年，由青州調往潁州時，他扶病上路，途至徐州，因勞瘁病重而逝。臨死前寫就的《遺表》，內容全是對國家前途利害的建議，對自己家屬私人之事一字未及。他生前為官，不營家產，不置豪宅，喪葬之時，竟然沒有一件新的衣服穿在身上！辦理喪葬的費用也是依靠朋友的集資幫助。“斂無新衣，友人醵資以奉葬。”

哀哉！偉哉！如此官吏，如此人生，如此為公忘私，如此愛國親民，怎能不令后人崇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