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是北京的早春，是鮮花盛開的時節。我去了一趟阜成門外的魯迅故居。離著很遠，就看見院內探出墻頭的大片白色丁香花，如冠如蓋，繽紛怒放——真的是滿樹繽紛滿樹花。丁香開得樸素，開得放恣，不像海棠，不像桃花，也不像桂花；海棠是一束、一束的鮮花；桃花很艷，艷且媚；桂花可以開得滿城幽香，但金色的花藏在綠葉之中，深吸口氣才能嗅到。

據說這兩株白丁香是魯迅當年親手所栽，距今已有80多年了。查了一下資料，知道了白丁香的學名是Syringa oblate var. affinis Lingelsh，英文名White Early Lilac，庭院中常栽培的觀賞植物。資料上還說，白丁香抗廢氣，適合在工礦企業種植。這就對了，北京污染嚴重，廢氣日益增多，據說在亞洲都市中排第一。好在白丁香不畏廢氣，仍然開得燦爛奪目。

還有魯迅在《秋夜》一文中提到的兩棵棗樹：“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棗樹院內還有，但不是當初的棗樹，是后來補種的。講解員很得意地介紹說，每年秋天收下棗后，還要給魯迅的兒子周海嬰送上一份。

在這里魯迅還寫了黑夜，散文就以夜為題，像《秋夜》和《夜頌》。魯迅筆下的黑夜有些嚇人：“哇的一聲，夜游的惡鳥飛過了。”（《秋夜》）我們怕黑，我們更怕黑暗中的孤獨。讀了魯迅后我們知道，黑暗中不光是我們孤獨，一顆偉大的心靈也在黑夜里彷徨。但我以為，魯迅寫夜寫得最好的一段，是寫在廈門大學的夜色：

一粒黃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是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撲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見自己的心音，四處還仿佛是——無量的悲哀……（《怎么寫？》）

魯迅的許多觀點是國人所不喜歡的。比如，魯迅還不喜歡京劇，甚至可以說是痛恨京劇。再如，魯迅說過，對中國人來說只有兩種可能：“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燈下漫筆》）一位學法律的朋友就此問道：“那么魯迅把自己歸入哪一類呢？”顯然，這位朋友不喜歡魯迅，至少是不喜歡魯迅關于中國人的看法。只不過學法律的人比較思辨，爭論時不必張牙舞爪、劍拔弩張，可以不動聲色、旁敲側擊、暗藏玄機。

是的，將魯迅歸入哪一類都不甚恭敬。總不能說魯迅不是中國人。說魯迅恥于做中國人，那也不對。恥于做中國人就不是中國人了？恥于做中國人的人仍然是中國人，仍然是被歸入做穩了奴隸或做奴隸而不得的類別。再者，都說魯迅是愛中國的，愛中國卻恥于做中國人，邏輯上不通，情理上也不通。我親身體會到，攻擊別人心目中的偶像比攻擊本人還有殺傷力。我忽然醒悟，大家聚會講講黃段子是大智慧，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

情急之下，我想到了租界，魯迅是住租界的啊，是特殊狀態下的華人，不必面對兩難的選擇。租界好啊，魯迅筆下的租界是這樣的：“租界也有悠閑的處所，是住宅區……寬大的馬路，碧綠的樹，淡色的窗幔，涼風，月光……”（《秋野紀游》）

北京、上海是不同的風格，至少租界與皇城根是不同的風格。不過，魯迅在上海的住宅區的陳設也被復制到了北京，就放在故居一側的魯迅博物館內。為什么要這樣安排呢？可能是與博物館的名稱有關，因為是博物館，而不是魯迅紀念館，所以必須面面俱到，應有盡有。

魯迅還有犯忌的，他最敬重的老師是日本人、仙臺醫學院的藤野先生。《藤野先生》一文中魯迅是這樣說的：“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魯迅故居的東墻上掛著藤野先生的一張相片。故居只開東廂房，據說當時是女傭住的地方。正房和客房都鎖著，不知道是出于保護文物的需要，還是為了圖省事。我和我那時兩個上小學的孩子，只能躬身哈腰貼著玻璃窗往里張望。藤野先生那張相片我們是看見了，但隔得太遠，藤野先生的容貌實在是看不清楚。

當時，兒子上小學六年級，已經學過《藤野先生》一文。我問他學后可有感想。兒子只記得文章中提到伙食好壞。看來《藤野先生》一文小學生看不太懂。但也沒有什么不好。如果讓孩子看懂魯迅，那是有點兒殘忍了。寫作中的魯迅是走投無路，魯迅筆下的中國也是走投無路。我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走投無路，當然也不希望他們所在的國家走投無路。不過，北京中、小學中午的午餐很差，不僅口味差，而且很臟，里面經常有塵土和雜物。我要向學校提意見，女兒勸我別提，說是提了也沒有用，因為換一家送餐公司還是一樣。可見，即便是到了今天，魯迅的文章還是很有針對性的。我們這個民族是對自己孩子很壞的民族。長安街上放眼望去，香車名媛，川流不息。城內大、小餐館賓客盈門，紅男綠女吃得腦滿腸肥，但卻不能為自己的孩子提供一頓像樣的午餐，而且大家麻木不仁，照樣燈紅酒綠，照樣開小車污染空氣，照樣講黃段子。魯迅對我們的批評可能是刻薄了一些（其實應該說是“尖銳”），但那又有什么不對？魯迅批評得那么尖銳，我們還不改呢。我們自己不思悔改，卻要抱怨魯迅過于尖刻，這是什么邏輯？

魯迅故居的確切位置是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21號，現在改為19號。故居一帶圈成一個很大的園子，蓋了大房子，大門口的牌子上寫的是“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這邊口氣都比較大。不過，雖說是魯迅博物館，但里面又辦了一些與魯迅毫不相干的展覽。

博物館占地很大，其實沒有必要。來參觀博物館的人并不多。博物館似乎也并不十分歡迎參觀者，下午3：30就停止售票了。兩位老者說，他們是從太原來的。但保安并不為之所動，說是昨天新疆來的人過點了也沒讓他們進。保安說，這是文物局的規定。

博物館內陳列的大多是照片，其實沒有必要。來看魯迅故居的朋友，對魯迅的作品和生平大多是很熟悉的了，沒有必要在這里看隨處可以見到的照片。比較起來，還是上海的魯迅紀念館比較好，就是原來的聯體別墅的三層小樓。在維也納也去過一些故居，故居就是故居，沒有必要改變其原貌。真是有心紀念魯迅的話，應該多保留魯迅故居所在胡同的一些原貌。何必如此鋪張？我們這個民族，值得紀念的人并不多。魯迅是值得我們紀念的人。但我們似乎并不真的紀念魯迅，只是將其政治化、庸俗化、商業化。魯迅生前大概不會想到，自己死后會被人供起來。

魯迅故居院內還有一位匈牙利詩人的塑像。試想，如果我們在普希金的故居前豎一個魯迅的頭像，那是很怪異的事。我常想，現實中錯誤真要造成壞的結果，很少是一個人有錯，而是許多人同時出錯。匈牙利詩人的塑像放錯地方也是這樣，匈牙利首先就不該把他們的詩人的頭像豎到魯迅故居的門前。主人也不應該同意他們這樣做，主管當局也不應該同意。這樣的布局不倫不類。

故居大門上“魯迅故居”四個字是郭沫若題的。魯迅生前十分厭惡以郭沫若為主將的創造社的那批正人君子們。兩邊打過許多次筆仗。魯迅是這樣形容創造社的風氣的：“而在創造社這一面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活現，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前記》）與魯迅為敵無罪，也不是什么過錯——魯迅也需要對立面，如果沒有對立面，魯迅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明知自己是魯迅所不齒的人，卻硬要為魯迅的故居題詞，那就是一件很無趣的事了，也是對死者的不敬。郭沫若本人未必愿意題詞，但既然最高領導發話了，他也只好“欣然”命筆了。這樣一來，真是一箭雙雕，同時作踐了兩個人。死者不能說話，只能順受，但生者也被作踐了。

1956年10月，魯迅墓遷址，扶柩者中包括周揚——魯迅生前很厭煩的人。周揚表示他已經悔過，所以堅持要來扶柩。但魯迅是否會原諒周揚，魯迅是否會相信周揚是真的悔過，我們不知道。

總之，我有一個感覺，就是魯迅生前受到攻擊，死后更是被人糟蹋得不成樣子。有人說魯迅尖刻，但那是“正人君子”的感覺，正人君子讀了魯迅自然是芒刺在背。比如，魯迅對創造社的那些干將們就很尖刻，說是“……革命文學家要年輕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風，這才是天生的文豪，樂園的材料……”（《革命咖啡店》）

四處云游之后我才知道，中國人內心的痛苦并不是洋人可以說出來的——因為洋人就沒有我們的痛苦，當然也就無從表達。但魯迅懂，魯迅是我們的代言人。自近代以來，還沒有人比魯迅更好地表達了中國人內心的痛苦。也有批評魯迅尖刻的，但我以為那要看他對誰說話了。魯迅的文章還可以是很溫情的，像《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范愛農》《藤野先生》，還有《一件小事》。

除了北京，我去過廣州、紹興、廈門、上海，去過那里的魯迅故居，但印象最深的還是北京魯迅故居庭院內的丁香花。林肯總統遇刺身亡后，美國詩人惠特曼寫了一首長詩，詩句就叫《庭院內那最后盛開的丁香》。一般認為，悼念林肯的詩歌中，惠特曼這首詩寫得最好。長詩是這樣開始的：

當庭院內最后的丁香盛開的時候，

當夜空中那顆巨星過早地在西邊隕落的時候，

我深深地志哀，但我知道春天總會回來。

春天回來，為我帶來復活，

帶來四季常開的丁香，還有西邊那顆正在落下的巨星，

還有我對你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