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gòu)

再看與上一篇題材、內(nèi)容類似的同時期作品《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送石處士寫招聘，寫送行，寫祝愿，還是“實”在的內(nèi)容，只是寫法用“虛”。

烏重胤召請石洪之后，經(jīng)石洪介紹，又請溫造。韓愈《寄盧仝》詩寫到：“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仆從塞閭里。”“水北山人”指石洪，“水南山人”指溫造。兩個人的身份、情形類似，詩的譏刺之意溢于言表。同樣的題材和主題，要表達同樣的用意，要避免寫法重復；因為作者同樣要用曲筆表達深微的立意，同樣要“虛”寫，用“虛”的手段要有所不同。送溫處士不只是寫法的“虛”，而是進一步構(gòu)想用“虛”，完全與事“實”不著邊際。

文章化用一個《戰(zhàn)國策·燕策二》里人們耳熟能詳?shù)牟畼废囫R的典故。原典是說有人對告伯樂說有駿馬想賣掉，牽到市面三天，沒有人搭理，他請伯樂圍著馬轉(zhuǎn)一圈，看一看，離開的時候又回頭看看，結(jié)果馬價增加十倍。后來東方朔的賦《七諫·哀命》里用典說：“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zhí)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清人趙翼在《陔余叢考》里考證這位王良就是伯樂。韓愈的《雜說》四首的第四篇就是利用這個典故加以生發(fā)，以說明識別人才的人之難得，以抒寫對于才能埋沒、大才難施的感慨。而送溫處士這一篇則利用伯樂這個歷史人物，另作“新典”：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如此自我作古，接著，就他憑空制作的這個典故展開議論：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茍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第三步，再以這個“新典”做譬，以說明烏重胤招聘石洪、溫造事：東都固士大夫之冀比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鉞鎮(zhèn)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shù)月也，以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zhí)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問業(yè)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zhèn)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后面三小節(jié)，次第說明以治國得人的重要，抒寫友人受聘離去的感懷和鄭余慶率下屬賦詩送行的美意。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nèi)外無治，不可得也。

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邪？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后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

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這篇文字同樣巧妙地是寓諷喻于祝頌，寫法則如朱宗洛在《古文一隅》里所評論：行文須知避實擊虛之法，如題是《送溫處士》，便當贊美溫生。作者已有送石生文，便從彼聯(lián)絡下來，想出‘空’‘群’二字，全用吞吐之筆，令讀者于言外得溫生之賢，而烏公能得士意亦于筆端帶出。此所謂避實擊虛法也。錢鐘書《管錐編》第二卷里評論《雜說》里的“世有伯樂”一篇，說是能夠“以搖曳之調(diào)繼斬截之詞，兼‘卓犖為杰’與‘紆徐為妍’”。這一篇筆法類似。

《后漢書》卷一《孔融傳》上記載孔融的故事：“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后問出何經(jīng)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如此編造事典，體現(xiàn)孔融在權威面前肆意譏諷、玩世不恭。后來人這樣做，典型的有蘇軾，他參與科舉考試的時候，梅圣俞為考官，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答卷里編造一句“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不詳出處，報告給主司歐陽修，讓歐陽修懷疑自己記憶經(jīng)典不熟。如此大言無稽，也是恃才傲物的態(tài)度。如此編造史實做成文章，杰出的例子有杜牧的《阿房宮賦》。

這篇作品人們熟悉，不煩抄錄。寫作的宗旨有作者在《上知己文章啟》里的自述：“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寶歷”（825—827）是唐敬宗李湛年號，十六歲即位在唐王朝急速走下坡路、矛盾四伏的時期，是歷史上著名的游宴無度、荒于國政的小皇帝。唐敬宗在位三年就被貼身宦官和軍將謀殺，是唐朝最短命的皇帝。作者說寫這篇賦是諷刺唐敬宗，實則也是憂慮一代強盛的唐王朝的衰敗與危機。從客觀意義上講，也是揭示荒淫誤國的歷史規(guī)律。這篇文章文體稱為“賦”，實則是議論文字，至多只能算是“賦”的變體，是漢大賦和六朝抒情小賦之外的“文賦”。文章結(jié)構(gòu)簡單：前幅描寫宮室、伎樂、財寶的極其盛大繁華，后幅議論如此不顧民命、奢侈豪奪終于破國滅族的后果，歸結(jié)到對歷史規(guī)律的認識：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睱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這樣的立意前此的歷史上很多人表白過。文章做得好的，如賈誼的《過秦論》，言論概括得清楚的，如唐初魏徵對唐太宗說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但杜牧這篇作品確實寫得好。據(jù)說寫出來之后立即譽滿兩京，后世更是稱頌千古。它用語精粹，駢散間行，前幅寫宮室，描摹刻畫，情境宛然；后幅進行議論：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于南畝之農(nóng)夫；架梁之椽，多于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于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于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曰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如此夾敘夾議，形象而深刻。但是這篇文章所寫阿房宮興衰并非史實。王士禛在《池北偶談》里已經(jīng)指出：杜牧之《阿房宮賦》，文之奇不必言，然于事實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房宮未成，二世元年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為堂室，今釋阿房宮弗就，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是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牧之所賦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者指此。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實矣。予既辨此，后讀程大昌《雍錄》、趙與旹《賓退錄》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近代考古也證明阿旁宮并沒有建成。另外，杜牧關于宮室的描寫，也有所繼承。宋人廖瑩中（？—1275）《江行雜錄》早已指出：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傪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云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huán)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lián)聯(lián)，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效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為難也。在古代，如《史》《漢》之類典籍是文人作文常常從中取材的。如修建阿旁宮這樣的“事典”他們是熟悉的。就如蘇軾寫《赤壁懷古》一樣，當時人都知道黃州的此赤壁非嘉魚的彼赤壁也，但他仍然要赤壁之戰(zhàn)的典故來抒寫感慨。這在用典上是借題發(fā)揮，明知故犯。但讀者應當知道其間的原委，文章做得好，也就值得贊賞了。

這是一種特殊的“虛構(gòu)”，構(gòu)思上用“虛”。如果說上一節(jié)說的是寫作技法的“虛”，那么這一節(jié)說的則是作品內(nèi)容的“虛”。

用“虛”的意義：散文的演進

本文開頭引述了吉川幸次郎關于中國文學重視非虛構(gòu)素材和特別重視語言兩大特長的論斷。這基本應當是指文人的詩文，特別是隋唐以前的作品。這兩者是相關聯(lián)的：因為“非虛構(gòu)”，那么寫作的藝術就主要體現(xiàn)在使用語言的技巧上。這也是文學史上之所以把學術論著（如諸子百家的著作）、政治論文（如晁錯、賈誼的政論）、史書（如《左》《國》《史》《漢》看成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因）。應當說，隨著歷史發(fā)展，所謂“文學的自覺”在觀念上和實踐中逐步形成和演進，寫作用“虛”作為創(chuàng)作方法逐漸發(fā)展，體現(xiàn)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則成為一種趨勢。

郝經(jīng)（1223—1275）是著名的理學家，有一篇文章，題目叫《文弊解》，是論寫作的流弊的。其開宗明義就說：事虛文而棄實用，弊亦久矣。文中說：三代之先，圣君賢臣唯實是務。至于誥誓敕戒之辭，賡和之歌，皆核于實而曄于華，和順積中而英華發(fā)外。故史臣贊曰“聰明文思”，孔子稱之曰“煥乎其有文章”。自其發(fā)見者而言，不以文為本也。天人之道，以實為用。有實則有文，未有文而無其實者也。《易》之文，實理也；《書》之文，實辭也；《詩》之文，實情也；《春秋》之文，實政也；《禮》文實法而《樂》文實音也。故《六經(jīng)》無虛文，三代無文人。夫惟無文人，故所以為三代無虛文，所以為《六經(jīng)》，后世莫能及也。這是崇尚寫“實”的。他所說的“三代”文章“以實為用”，是合乎實際的。出于他作為理學家的立場，當然認為“虛文”不可取。在他之前的朱熹又曾針對當時文壇情況說：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yè)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璧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fā)人意思。（《朱子語類》一三九）他說的這段話，當然有針對性。他主張要“七分實”，沒有把寫“實”絕對化，也是因為已經(jīng)是唐宋“詩文革新運動”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寫作用“虛”成為潮流的環(huán)境下不得不然。

本文上面用作討論對象的是兩種文體：“記”和“序”。這是兩種六朝以來演進明顯的文體。它們的演進反映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趨勢。

關于“序”，前面已經(jīng)說過由《詩大序》那樣的文籍的“序”演變出集會游宴的“序”。關于“記”，徐師曾的《文體明辨序說》里指出這種文體“《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儒家經(jīng)典《禮記》里有《學記》《樂記》，分別是關于教育和音樂的理論著作。后來演變出記述山水景物、亭臺樓閣的記敘文，內(nèi)容、寫法也變得豐富多彩。徐師曾又指出：按《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為主，后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蓋亦有感于此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寖多。則記體之變，非一朝一夕之故哉！……又有托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xiāng)記》是也），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為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為別體。這樣，無論是“序”還是“記”，到唐代（實則主要自中唐“古文運動”興起），無論是體制還是寫法都發(fā)生明顯變化。而在其豐富多樣的表現(xiàn)中，突出體現(xiàn)一種趨勢，就是棄“實”用“虛”。

魏了翁在《師友雅言》一文里曾說：《離騷》作而文詞興。蓋圣賢詩書，皆實有之事，雖比興亦無不實。自莊周寓言，而屈原始托漁父、卜者等為虛詞，司馬相如又托為亡是公等為賦，自是以來，多謾語傳于世。這是說古代情況，只是莊子、屈原和司馬相如的賦“多謾語”，即荒唐無稽的“虛語”。這是講除了《莊子》和辭賦，古代文章用“實”。而屈大均（1630—1696）在《無悶堂文集序》里說：文人之文多虛，儒者之文多實。其虛以氣，其實以理故也。這里的“文人之文多虛”，主要應是指古文家的散文。同樣，袁枚在《與程蕺園書》一文里又曾說：嘗謂古文家如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流混混，放為波瀾，自與江海爭奇。所謂“翻空”，就是用“虛”。由紀“實”而用“虛”，能夠更充分地發(fā)揮作者的主觀創(chuàng)造能力，能夠靈活地使用記敘、描寫、議論等多種多樣的表現(xiàn)手段，從而開拓出散文藝術發(fā)展的廣闊天地。不過，所謂“虛”，不是憑空虛構(gòu)，不是無病呻吟。“虛”用得好，要有充實的內(nèi)容，真摯的感情，杰出的藝術手法，如毛先舒有《文論二》說：虛者，實之藏也；無用者，有用之藉也。歸根到底，文學作品出于作者的創(chuàng)意，即使一種廣義的“虛構(gòu)”。這是文學與史學的根本區(qū)別。兩者都是反映人們生存的“真實”的。歷史家追求恢復歷史“實在”的面貌；文學家則通過他們的“虛構(gòu)”，帶著他們的熱情和美感，寫出另一種“真實”。

中國散文的發(fā)展，如本文討論的唐、宋名家的一些“序”“記”表明的，正是按著這樣的規(guī)律發(fā)展的。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好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