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邊國恩

【作家簡介】崔曙海(1901—1932)是朝鮮現代著名作家，“新傾向派”文學的重要代表。原名鶴松，1901年出生于咸鏡北道津郡(現名金策郡)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早年喪父，與母相依為命，因交不起學費，只讀了3年小學，他便中途輟學。為生活所迫，于1917年流浪到中國東北，做苦工，當小販，飽嘗了人間的辛酸。在艱難竭蹶之中，他奮力拼搏，刻苦自學，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深受日本小說家國木田獨步的作品和俄國文學作品的影響而走上文學創作道路。

1923年，他返回祖國，參加于1922年成立的朝鮮第一個無產階級文藝團體“焰群社”(即“新傾向派”)的活動，并成為最優秀的代表之一，隨后，在《朝鮮文壇》雜志上發表自傳體短篇小說《故國》(1924)。1925年，他與趙明熙、李箕永等人發起成立“朝鮮無產階級藝術同盟”(簡稱“卡普”)，并積極投入創作活動，相繼發表了《出走記》、《樸石之死》、《饑餓與殺戮》、《大水之后》等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大多反映朝鮮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以生動的形象來表現生活，因而崔曙海也就成為當時朝鮮文壇上“新傾向派”的中堅作家。他的短篇小說《出走記》被視為“新傾向派”的典型作品，也是作家的代表作。爾后，崔曙海又寫了《血痕》、《紅焰》等數十個短篇小說，匯編在《血痕》、《紅焰》兩個短篇小說集里。1927年以后，他還寫了一些文藝評論文章，如《勞動大眾與文藝運動》、《文藝與時代》、《內容與技巧》等。

與同期作家相比，崔曙海在藝術上的突出個性主要是：善于塑造個性鮮明、形象生動的普通勞動者的典型；擅長通過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和烘托主題，收到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的最佳效果，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現代朝鮮文學史上，是崔曙海第一次成功地在其代表作《出走記》中塑造了已經覺悟、具有反抗精神的勞動者的形象，對當時和日后的朝鮮文學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為他以后的作家提供了寶貴的藝術借鑒。他與其他“新傾向派”代表作家一起，被譽為朝鮮無產階級文學的先驅。

《出走記》，李圭海譯，載《崔曙海小說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

【內容提要】金君!每次信你都這樣關心我全家，使我感激萬分。然而我不能聽從你的忠告，因為第三者是體會不到萬一的。現在我就把我離家出走的理由告訴你。

我背井離鄉已經5年了。那時我扶老攜幼來到間島(即中國東北)。到間島還沒過一個月，險惡的風浪就無情地撲向我家來了：種地無錢去買，只好租種中國人的田地，到頭來仍舊是赤貧如洗。我終于被逼上了街頭，跑遍了大街小巷替人家修炕、砌灶，勉強餬口。修炕的生意也時斷時續，靠它是過不了日子的，無奈，年邁的母親只好去砍柴，妻子替人家春米。看到這般情景，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母親和妻子挨餓，還要受到人家的蔑視，我真難過極了。我每次打工回來遲了，母親總是眼淚汪汪地這樣說：“怕今天要餓壞啦，……我能夠看到你不愁兩餐飯，死了也瞑目啦。”妻子總是沉默不語，大事小事都依著我。這更使我可憐她，心想，“我連起碼的生計的把握也沒有，為什么要討老婆呢?”過去我還置信“勤勉招福”這句金玉良言，現在我可不信它了。我家三口誰不勤勉呢?可是貧窮一天天加重。有一件永遠不能使我忘記也是我有愧良心的事：一次，大著肚子的妻子在廚房偷吃東西。當時我見到她時，“妻子，一句也不響，非常尷尬，垂頭喪氣地坐在那里，嘆了幾聲，臉上微紅，向外走出去了。”等妻子走出，我到灶口，找到了一塊桔子皮，“皮上的牙齒印還歷歷可數。”“金君!……拾起路上的桔子皮來充饑，可見她是餓到了什么地步!如何地渴望吃到點東西!何況她是懷孕的人呢?”

金君!我做過大頭魚的生意，還做過豆腐生意。在做豆腐生意時，我的孩子降生了，可就別提我多么悲痛、悽慘、焦躁了。一邊是豆漿凝結不成豆腐，一邊是孩子哇哇地哭著要吃奶，“母親只管捶胸哭個不休，妻子也垂頭喪氣，差點兒哭出來。”我想，“這樣的生活，真不配有孩子。”

不管怎樣苦，還得做豆腐生意，可是沒柴禾，就得拿鐮刀背著山主人去上山砍柴。黃昏時分上山，夜深人靜背柴下山，“妻子用頭頂著，我背著，在漆黑的深夜，從山腳斜坡路上走下來。有時，滑了腳，撞在石頭上，翻了跟頭跌倒在柴捆底下。妻子一聲不響地把頭上的柴捆放下，把壓在柴捆底下掙扎著的我，用盡力氣攙扶起來……”“母親背了孩子早已來到山腳下，瑟瑟地戰抖著等著我們了。”鄰居們譏笑我們，有時山主還到警察局去控告我們偷柴。那些警察便不問青紅皂白，就到“我家來搜查、追問，以至于打人。然而，我沒處訴苦。”

“金君!我真想拿起寒光閃閃的利刃把家小一個個的殺死，免得她們活一天受一天的罪，連我也自盡了事；要不然，做個藏刀行竊的強盜。”可就在這時，我感覺到有一種思想在我腦海里醞釀著，“它像春草的萌芽一樣在我的腦海里逐漸滋長起來。”“我在已往的人生過程中對社會是誠實的……然而社會辜負了我們，不但沒接受我們的忠誠，反而以侮辱、蔑視、虐待來對待我們。我們是受了它的騙了。……我們活到今天并不是自由的，而成了某種險惡的社會制度的犧牲品。”“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先要活下去。……打垮造成這個險惡環境的源流。”基于這樣的思想，使我脫離家庭，拋下妻兒老小，“前往比絕壁更加險惡的X線陣地去”。

“金君!……我是有良心的人，……從我離家那一天起，家小更要陷入到水深火熱的窮境里去。……她們總有一天連鬼也不知道地會餓死在雪地里或泥坑里。”想到這些，我的熱淚直淌，心痛欲碎了。但掉淚有什么用，天大的痛苦也要忍耐下去，要和它搏斗。“金君!這就是我出走家庭的大概情況。”

【作品鑒賞】“家庭”，這個人類社會的細胞，多么親切，又多么珍貴。然而，在舊社會每個家庭卻不一樣：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的。《出走記》的主人公樸君的家的的確確是不幸的。小說就是以主人公向摯友金君來函作答的方式，生動地描寫了樸君離家出走踏上革命道路的原委，詳盡地展現了樸君家庭的不幸。作品宛如一幅筆力蒼勁，色彩濃重的水墨畫，透過那些貧困、憤懣、悲壯氛圍的畫面，隱約看到主人公斑斑血跡，道道傷痕，窺見吃人的舊社會的兇殘，同時也看到了天下的窮苦人在血泊中掙扎出來，朝著光明的新世界奮力挺進的身影。

樸君原是一個勤勞、憨厚，“對未來抱著希望、憧憬著新的世界”的人，但在災難深重的朝鮮，他已無法忍受日本殖民主義的重壓和本國剝削階級的盤剝，為了不使家庭毀滅，扶母攜妻來到間島(中國東北)。但是，在異鄉的幾年中，這個“家庭的棟梁”“無力養活家口”。他租不到田地，也找不到工作。為不使全家喪生，只好替人修炕、打短工、做零活……“勉強餬口”。堂堂五尺漢子，連家口都養活不了，為此，樸君哭過多次。他說：“我也是人，是有感情的人，對于我愛之如命的自己家庭遭受蹂躪，我怎能無動于衷呢?!”一直把“勤勉招福”當作金玉良言的樸君，憑著自己的一身力氣，砍柴、割草、打馬料、做大頭魚生意、磨豆腐……樣樣臟活重活都干，只求個溫飽。可是，就這么拼死拼活地掙扎，還是不能茍延全家的性命。“充滿著生氣”的樸君，“理想化成了泡影”，“日子卻過得一天比一天困難”。“接連兩三天挨餓的情形已不僅是一次兩次了。”秋去冬來，春過夏至，苦難的日子沒個盡頭。尤其使人慘不忍睹的是懷孕的妻子在灶火旁偷吃撿回家的桔皮。他“拿著桔皮的手顫抖起來，看著牙印的眼睛潮濕了。”他難過，他慚愧，他凄惋，“為什么還要埋怨這樣的妻子呢?像我這樣沒有良心的家伙哪里有呢?”他慚愧極了，覺得“沒有什么面目去見妻子”，不時地痛哭起來。回憶起妻子自從嫁到他家，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白天黑夜，風里雨里，春夏秋冬不停地干啊干。“眼淚一滴滴地落在地上”，裙帶濕了又干，干了又濕。分娩幾天的妻子同他一起推磨，砍柴，費勁地把柴頂著回來。“母親不知什么時候早已背著孩子等在那里，身子凍得簌簌地發抖”，嘴里說：“現在才來，我以為又……”

是啊，在死亡線上煎熬的樸君一家，何時才能見到天日?他們勤勞，卻不能維持生計；他們誠實，但換不回溫飽，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社會逼他全家到這般地步，對于樸君一家，對于全世界的受苦人，就如同樸君所說“或者是拿起刮刀連我在內把一家都殺光，免得再一天天受罪；或者是拿起快刀出去做強盜，免得再挨餓。”但樸君既未自殺，也未去做賊行兇，而是選擇了另外一條路——痛徹肺腑出走，踏上革命的征途。

每當他回憶往事，獨自思考時，總有一種思想在腦海里萌動，就像春草一樣的萌芽在滋長著。他痛切地感到：就勤勉和良心而論，沒有誰能比上他一家，然而“社會欺騙了我們，社會拒絕了我們的忠實，相反，卻侮辱、蔑視、虐待了我們。”為了“履行這個時代的民眾的義務”，他覺得“哭泣，已經為時過晚了；悲哀，只是表明我們過分懦弱，”便毅然作出抉擇，踏上拯救社會的革命道路。

小說突出的特色是在矛盾沖突中發展情節。作品雖短，容量有限，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受到局限，但作者取長避短，合理安排情節，避免了這種體裁帶來的局限。作者從富有典型意義的生活中截取某一橫斷面，把為數不多的兩三個主要人物集中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利用主人公的思想斗爭的激烈，內心世界的復雜推進情節的發展。

細節的描寫是小說的又一特色。雨果曾說過，人心是藝術的基礎。正是因為作者諳熟人的心靈，懂得人物的內心活動在作品中的地位，他才能夠純熟地運用這一手法收到使人難忘的藝術效果。

一天，樸君看見妻子在廚房里吃什么，“看到我時嚇一跳，很快就把手里拿著的東西丟到灶洞里去了。這時候，我心中感到一陣不快”。這個細節描寫，令人聯想到許多，全家人已經餓了三天，樸妻居然在廚房里偷吃東西，自然會引起對她的懷疑、怨恨和憎惡來。但在灶洞里撥翻，發現的竟是一塊留著牙印的桔皮。這一細節襯出樸妻的可愛之處。樸君怎能不慚愧，不怨恨自己，不流淚呢?

上山砍柴這一細節也是催人淚下的。窮困中的夫婦在危難之時互相體貼之情躍然紙上：“妻子用頭頂著，我背著，在漆黑的深夜，從山腳斜坡路上走下來。有時，滑了腳，撞在石頭上，翻了跟斗跌倒在柴捆底下。妻子一聲不響地把頭上的柴捆放下，把壓在柴捆底下掙扎著的我用盡力氣攙扶起來。……”乍看上去，這一細節好像是在說明，其實是寫他們生活之艱難，也同樣有助于深化作品的主題。

小說以主人公向摯友來函作答的形式，讀來質樸、自然，但在悲劇主題中蘊含了作者對舊社會的悲憤控訴和有力批判。所有這些，都顯示了崔曙海現實主義的功力。